二戰爆發後，身為猶太人的茨威格被迫流亡到巴西。與戰火紛飛的歐洲和亞洲不同，當時的南美洲保持了相對平靜的環境。
1941年上半年完成《巴西》後，茨威格便全力以赴寫作自傳。
盛夏時節他遷居紐約的奧西寧，首先是因為弗裏德裏克幾周前遷到這裏來了。為了寫自傳，他需要常常和弗裏德裏克壹起商量，征求她的意見，經常和她壹同回憶往事。他常到弗裏德裏克的寓所去，更勾起了他無限的感觸。有壹次他絕望地承認，他真想呆在她那裏，永遠也不要再離開她。可是已經太遲，已經無路可退。
有位朋友發現，這時茨威格對各種毒藥，它們致命的劑量，以及臨死前最後時刻的心理極感興趣。在他給保爾·柴希的壹封信裏，講到魏斯和哈森克萊弗這兩位作家的自殺：“他們失去耐心了。我們能夠因此而指責他們，責怪他們背叛嗎？我絕不會這樣做。”他對這些失去耐心、不幸自殺的作家充滿了同情。也許不久他自己也會失去耐心，但是現在他還忙著寫他的自傳。這壹年他在這裏度過的盛夏是緊張工作的壹個月。日復壹日，每天工作9小時，就仿佛茨威格在和時間賽跑，急於在壹個指定的日子裏完稿似的。綠蒂竭力趕上他的速度，阿利克斯也幫忙打字，書稿進展迅速。到1941年7月底，自傳已大體完成。
至於寫作此書的意圖，茨威格在“序言”開篇說：“我從未把我個人看得如此重要，以至醉心於非把自己的生平歷史向別人講述不可。只是因為在我鼓起勇氣開始寫這本以我為主角——或者確切地說以我為中心的書以前，所曾發生過的許許多多事，遠遠超過以往壹代人所經歷過的事件、災難和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