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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在中學讀的古典小說稍微多壹點，在高中的時候已可以用比較簡單的文言文寫書信，而且所讀的小說大都是繁體字版，上大學後對於認繁體字倒是不覺得困難。後來我對古典文學產生興趣，與中學打下的基礎不無關系。
我七七年考上武漢師範學院（即現在的湖北大學），同年級的同學年齡懸殊比較大，老三屆的同學比較多，知識基礎也比我們年齡較小的同學要厚實。尤其是上大學後不久的摸底考試，我成績不及格，更感到有些自卑。回想起來，自卑並不是壹種不良的心理，自傲比自卑更可怕。因為知道自己不足才感到自卑，而知不足然後才會發憤圖強，既求超越自我，也力求超越他人。讀大學時，讀書真有如饑似渴之感，那時並沒有想到今後會走上做學問之路，只覺得成績不如人，上的學校也不是名牌，總想趕上成績比自己好的同學，趕上考入了名牌大學的同學，以擺脫自卑。自己覺得古典文學的基礎稍為好壹點，於是把學習的重點放在古典文學方面。
讀大壹時，我就開始每天背誦古典文學作品。先是跟著老師，講壹課背壹課，因為背誦得比較快，就“超前”背誦。教材的作品背誦完了，再背誦其他選本。我采取的是反復記憶法。在弄懂作品文意的基礎上，每天早上背誦壹遍，晚飯後散步時再重背壹遍，夜晚入睡前再默記壹遍，第二天早鍛煉跑步時又默背壹遍。壹周後，再把本周所背誦的作品全部復習背誦壹遍，壹個月後又把本月所背誦的內容全部過壹遍。這樣，壹篇作品壹天之內經過三、四次的背誦，壹周、壹月內又經過復習，就不容易遺忘。
論背誦的功夫，我們這壹代青年學者已無法跟老壹輩的學者相提並論。雖然現在的電腦可以迅速檢索有關信息資料 ，但並不能代替人的記憶。尤其是從事古典文學研究，大腦中不儲存壹些優秀的作品，就很難提高自己的藝術感悟能力和審判判斷能力。創造往往是基於聯想，而聯想又常常源於記憶。要對作家作品有新的發現和創見，僅僅是增強理論的修養是不夠的。要分析評價壹篇或壹類作品的優劣好壞，總得有另壹篇或另壹類作品作為直接或潛在的參照。臨時尋找參照的作品，並非不可能，但總不如記憶來得快捷，最關鍵的還是記得多，能夠隨時產生聯想，發現新問題。治學的根本在於解決前人未曾解決或未能很好解決的問題，而解決問題的前提是要善於發現問題。記憶則是發現問題的基礎。
在大學壹、二年級，我學習古典文學的重點是在先秦文學。背誦的也主要是《詩經》、《楚辭》、諸子散文和歷史散文。曾經壹度對古代漢語產生過興趣，閱讀了壹些文字學和音韻學方面的著作，後來覺得還是古典文學更有意思。當時的想法很簡單，即使將來做不成學問，學古典文學，也可以自娛身心。其實，只要有興趣，做任何學問都能自得其樂。這壹段時間對先秦文學和古代漢語的重點學習，為我後來從事唐宋文學的研究，打下了較好的文字基礎。
到了大學三年級，我開始學寫論文。當時正逢學術界開展對唐代邊塞詩的討論，於是嘗試寫了壹篇論邊塞詩的文章。雖然文章沒能達到發表的水平，但得到了任課老師張國光教授的大力鼓勵和表揚，自信心大增，學習的重點也開始轉移到唐宋文學方面。
我進行學術研究，是從宋南渡詞人張元幹開始起步的。我比較習慣於用“比較”的讀書方法，即同時找幾本書來閱讀，看學術界對某壹個專題或某壹作家作品的研究有什麽不同的看法。在閱讀中，發現有關文學史著作和詞集選本對張元幹的生卒年和籍貫說法不同，因此想探討個究竟，看哪壹種說法符合實際。讀了張元幹的《蘆川歸來集》後，發現張元幹文集有明確記年的作品中已明確提到自己的年歲，生年並不難確定。於是想進壹步弄清張元幹的生平事跡。本來早在六十年代，曹濟平先生已寫了壹篇有關張元幹生卒年的考證文章，而我讀書的時候，還不知道怎樣去查找論文，只知道在圖書館裏找書讀。不過對我自己來說，當時的“無知”倒引發了我深入研究張元幹的興趣，不然知道有人已解決了問題，自己可能不會再動腦筋了。在弄清張元幹生年的基礎上，寫出了壹篇《張元幹生平事跡考辨》，作為本科畢業論文。文章雖然弄清了張元幹生平中的壹些問題，但還有不少疑點未能解決；而文章所依據的材料主要是張元幹本人的作品和常見的史書。閱讀的書十分有限，有些問題自然無法解決。
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繼續收集有關張元幹的材料。三年後，考取了本校曾昭岷教授的碩士研究生。曾師既長於古典詩詞的創作，也長於鑒賞分析，對於文字學考古學和版本校勘，都有很深的造詣，對唐五代溫、韋、馮詞用力更深，於是我確定以唐宋詞作為主攻方向，而以張元幹為突破口。在曾師的指導下，我廣泛閱讀了與張元幹同時的數十家的詩文別集和大量史書，發現了許多前人未曾註意的材料，從而寫出了碩士學位論文《張元幹年譜》，並積累了壹些與張元幹同時的南渡詞人的史料。
二
1986年12月，我隨曾師昭岷先生參加了在上海召開的第二次全國詞學討論會，提交了壹篇《王以寧其人及其詞》的大會論文，由於王以寧其人其詞，很少有人提及，他的生平事跡更鮮為人知，因此這篇論文得到了施蟄存先生的首懇，發表在他主編的《詞學》第四輯上。這對於我這位初出茅蘆的青年求學者來說，是壹個極大的鼓勵。在這次討論會上，又獲知詞學大師唐圭璋先生將招第二屆博士研究生，曾昭岷師決定讓我提前壹年碩士畢業，去報考唐先生的博士。如果說考取博士後，是我求學之路的壹根本性的轉折，那麽曾師讓我提前壹年畢業，則是關鍵，使我把握住了人生難得的壹次機遇，而上海的詞學會又是壹個重要契機。
報考博士之前，我已經確定將做學問作為實現自我人生價值的主要方式，把追求學問的高境界和高品位作為人生的奮鬥目標。而讀碩士期間，雖然在資料文獻方面打下了壹定的基礎，但思維方式總擺脫不了原有的框框，於是想考取博士繼續深造，以超越自我。
經過壹番努力，終於如願以償，考入唐師圭璋先生門下攻博，從此眼界大開。
在讀書方法上，唐師指導我要註意縱橫讀書，他舉例說：“妳研究張元幹，不但要讀與張元幹同時諸家的文集，還要讀張元幹前後作家的文集。”由此我領悟到，要真正透切研究壹個作家，既要熟悉與他同時的作家群，還要了解他之前和以後的作家群，或者說，要研究壹個作家，必須了解壹群作家甚至壹代和幾代作家。這工作量雖然比較大，但只有這樣，作家作品的源流演變、藝術個性和貢獻地位才能真正弄清楚。研究文學，又不能光是看文學，史部、子部群書也得有所涉獵，這樣才能充分掌握研究文學所需要的資料。於是我又比較集中地讀了壹些張元幹身後壹批作家的文集和史部、子部書集，又獲得了壹些新的史料，對《張元幹年譜》進行了修訂，並經唐師的推薦，1989年由南京出版社正式出版。
我原來在文獻考據方面花的功夫稍微多壹些，而思辨能力和理論分析比較差，常為此而苦惱。曾想今後就只從事文獻資料的考據與整理。唐師知道我的想法後，鼓勵我說，“妳們年青人，不能揚長避短，而要揚長補短。既然知道自己的不足，就應設法彌補這壹不足。”為了提高自己的理論思辨能力，我曾認真地閱讀了壹些西方的哲學原著。而讀馬克思的《德意誌意識形態》和《1844年政治經濟學手稿》收獲更大。讀《手稿》時，我有時半天時間只讀完其中的壹兩頁，仔細琢磨原著的論證思路和論證方法，力圖理解和把握其壹個問題是從哪些角度和哪些層次進行分析。這本書啃完後，自己的思辨能力也不知不覺地大有提高。從此，也激發起我對哲學的興趣，每當文思枯竭時，讀壹讀哲學著作，總能找到壹個新的突破口或新的思路。所以我深深地體會到哲學是使人聰明、給人智慧、給人思想的學問。
除得益於唐師的具體指導外，我也比較註意廣泛吸取校內外其他學者、先生的治學方法。比如，本校吳調公先生給碩士研究生講授的古代文論課，我也主動選修了。課中他也談到“比較讀書法”，並讓我們比較閱讀西方現代文學理論名著韋勒克、沃倫的《文學理論》和我國古典文學理論名著《文心雕龍》。課後我認真地讀了這兩部名著，並從文學史觀、文學研究方法等方面比較二者的異同，雖然我並沒有寫出有關論文，但由此而了解和領會了這兩部名著的理論精神，增加了自己的文學理論素養。
又比如已經作古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沈玉成先生，在壹次閑談中曾說及中華書局的傅璇琮先生讀書采用的是“壹網打盡”的方法，他每讀壹本書，把凡是需要的、可能有用的材料都全部記下來，這樣可避免為了不同的研究課題而重復翻檢壹本書。我也努力嘗試運用這種讀書的方法，果然效果不錯。我在繼續搜集張元幹研究資料的同時，凡是有關其他詞人的資料也壹並收集。早先我寫15萬字的《張元幹年譜》，搜集材料前後用了六年時間；而40萬的《兩宋詞人年譜》（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從專門為之搜集材料到寫成只用了壹年多的時間。我在閱讀幾部大部頭的著作，如南宋史書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李心傳的《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和金石著作王昶的《金石萃編》、陸增祥的《八瓊室金石補正》等，壹邊收集有關宋代詞人生平事跡的資料，壹邊也註意收集與我當時能想到的諸多課題有關的資料，自己編制這些著作的主題索引和人名索引。這為後來寫博士論文《宋南渡詞人群體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在博士畢業前夕寫成的《宋代文學書面傳播方式初探》系列論文，所需要的大量原始資料都是在收集其他資料時附帶收集的，並沒有為此課題而專門去查閱資料。
對於初入學問之門的探索者來說，有了觀點和材料，怎樣寫成論文，如何駕馭和使用材料，從哪些角度切入和論證？也是壹個頗費心機的問題。我也曾為此而感到困惑和迷茫。壹次，北京大學中文系的陳貽 欣教授曾談到他的門下高足讀研究生時，常常拿他的文章來揣磨他寫作時的思路和方法，並與他討論和驗證。我從中也受到很大的啟發。練習書法，有壹個臨摹碑帖的過程，掌握了運筆、布局的基本規範後才能求變化。寫文章出同樣如此。不過寫文章的臨摹，是仿效前賢的寫作技巧和方法，而不是因襲其觀點和材料。我曾經花了壹個月的時間，集中研讀了壹批著名學者的論著，如先師唐圭璋先生的《詞學論叢》、程千帆先生的《古詩考索》、吳調公先生的《李商隱研究》、陳貽 欣先生的《唐詩論叢》、傅璇琮先生的《唐代科舉與文學》和《李德裕年譜》、袁行霈先生的《中國詩歌藝術研究》等，閱讀時的重點不在他們得出了什麽結論，解決了什麽問題，而主要揣磨他們寫文章的思路和方法，對個體作家研究和宏觀把握文學史現象的切入角度。從此開拓了自己研究的視野，提高了寫作能力。我的博士論文在行文結構上就很得益於前輩學者論著的啟發。博士論文分上、中、下三篇，從不同的角度探討宋南渡詞壇的發展演變。上篇是探討南渡詞人的群體活動和群體意識。這方面的研究前人註意不多，需要大量的原始材料來論證。而整個論文是理論分析性的，過多的引證原始材料會影響行文的流暢。從陳貽 欣先生的論著中我受到壹種啟發，即將有關論證材料放入註中，正文只出結論性的意見。這樣就保證了上篇與中、下篇行文風格的壹致，讀起來也比較簡潔流暢。
從臨摹到突破，還需要借鑒與會通。臨摹是為了突破和超越。而要突破和超越，就不能僅局限於本學科的理論和方法，而必須借鑒其他鄰近學科的理論和方法，與本學科原有的理論方法融會貫通，從而形成自己的學術個性，開拓出新的研究課題，或提出新的見解。攻博期間，我比較廣泛地涉獵了文學社會學、接受美學、傳播學、科學哲學、敘事學、心理學等理論著作，豐富了自己的理論修養。
從文學社會學理論中，我借鑒了其中研究作家代群的壹些理論和方法。在博士論文中，依據對宋代詞人代群更叠嬗替的過程，對宋詞作了新的分期。濟南大學崔海正教授《宋詞分期問題研究述略》壹文在考察了數十年來對宋詞分期問題的研究成果之後，認為我所提出的有關宋詞分期的見解“是迄今為止所見到的關於宋詞分期的最全面最詳盡的說明，其論說之創新、見解之獨到不言而喻。”（《中國韻文學刊》1996.1）
受敘事學、接受美學和科學哲學有關理論的啟發，我從抒情範式的角度對唐宋詞的發展流變進行了新的探討，提出了壹些新的看法，受到海內外詞學研究同行的關註。有關成果主要體現在《論“東坡範式”》（《文學遺產》1989.5）和《宋南渡詞人群體研究》等論著中。崔海正在評述近年來蘇軾詞的研究狀況時，認為在對東坡詞本體內涵特征研究方面，“最見創獲的應是王兆鵬先生提出的‘東坡範式’的新命題”，該命題“對東坡詞本體特征的論證，確實表現出宏通的視野和較強的穿透力，發人思考”（《東坡詞研究述略》，《文學遺產》1996.1）。臺灣詞學博士黃文吉教授在其主編的《臺灣出版中國文學史書目提要》中評價拙著《宋南渡詞人群體研究》“是詞史研究今後在方法學上求新求變的壹個代表”（臺北萬卷樓有限出版公司1996年2月版）。《宋南渡詞人群體研究》也到了大陸詞學界的充分肯定，1996年獲得了第二屆（19891992）夏承燾詞學獎壹等獎。
心理學的有關理論，對我的影響也很大。《宋南渡詞人群體研究》的中篇側重對南渡詞人的心態進行分析，這除了藝術感悟力和對詞壇背景、詞人身世的了解之外，也很得益於心理學的理論和方法。關於宋代文學的傳播方式及其對宋代文學發展的影響，前人未曾留意。拙文《宋文學書面傳播方式初探》（《文學評論》）首次予以具體的探討，文章雖然都是從具體的歷史材料出發，理論性的分析不多，也沒有直接引用什麽新的理論概念，但這壹選題的思路，則是從傳播學理論中受到啟發的。
攻博的三年，是我求學之路中最關鍵的三年。由於求學心切，學習環境又比較好，南京學界名流薈萃，使我得以耳濡目染各家治學之長，而藏書又豐富，也使我如魚得水，每天十壹二個小時可以暢遊書海之中。在這三年中，我的知識結構、思維方式、治學方法和理論修養都有著根本性的轉變和突破。尤其是唐先生淡泊於名利、專心於學術的人格精神和虛懷若谷、從善如流的治學態度，更使我終生受用不盡。他的人格風範和精益求精的治學精神壹直激勵著我，不敢有絲毫的懈怠。否則，愧對先師的培養，有辱先師的門風。
三
1990年博士畢業回到母校湖北大學以後，我的研究範圍仍集中在唐宋詞方面，也旁及唐宋詩和其他文獻。就研究的層次而言，從目錄版本、輯佚校勘、辨偽考據到鑒賞闡釋、理論分析、從個體作家研究到作家群體研究、從微觀研究到宏觀研究，近十年來都有所涉及。
目錄學，是進入學問之門的基本途徑。不懂得目錄學，做學問就很難全面占有資料，也很難發現新的材料。要研究壹個作家的作品，先得了解他有多少作品和哪些作品。而要了解壹個作家的作品情況，先須了解他的作品集有哪些版本。而要詳細知道作品集的版本情況，就必須熟悉版本目錄之學。先師唐圭璋先生長於詞學目錄版本之學，在他的熏陶下，我也比較留意版本目錄之學。先後撰寫了《張元幹〈蘆川歸來集〉版本源流考》（《南京師大學報》1988.2）、《宋濂文集版本源流考》（《宋濂暨“江南第壹家”研究》，杭州大學出版社1995年5月版）等。在《兩宋詞人年譜》中，對譜主葛勝仲父子、葉夢得、向子 和呂本中著述的版本源流、遞藏存佚情況也作了詳細的考查。又撰寫了《宋詞大辭典》（我和同門劉尊明博士主編，江蘇古籍出版社即出）中所有唐宋詞籍的版本詞條。近應約負責承擔國家古籍整理重點項目《中國古籍提要》唐宋金元詞籍提要的撰寫任務。目前正在撰寫中華書局約請的《中國文學史料學叢書》中的《詞學史料通論》書稿。
對目錄版本的熟悉和了解，為我的研究工作也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應中華書局之約，我和同門師友編纂《全唐五代詞》，這項輯校壹代總集的工作，如果不熟諳版本目錄，很難順利進行。比如，晚唐人易靜的《兵要望江南》，今出的幾種校輯本收詞多寡不壹，而海內外壹般學者所知見的版本只有三、四種，而我則收集了八種海內外傳藏的舊鈔、刻本，為確定《兵要望江南》所收詞作的首數提供了比較全面的依據，從而使中國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規劃和“八五”計劃重點項目《全唐五代詞》得以按時完成。我又撰寫了《〈兵要望江南〉版本和作者考辨》（《國學研究》第四卷）壹文，對該詞集的版本源流和有關作者的真偽問題作了詳實的考辨。
《全唐詩》中，所收晚唐詩人唐彥謙的詩作有四十首和宋末元初戴表元的詩歌互見，究竟是唐詩還是戴作，頗有爭議。我在弄清唐彥謙和戴表元詩集版本源流的基礎上，並根據作品的內證，寫出《唐彥謙四十首贗詩證偽》（《中華文史論叢》第52輯），考實了這些互見詩作應是戴表元的作品，而由明人作偽羼入唐彥謙詩集中。這壹研究成果已得到專家們的認可。我閱讀和研究的重點本來是在詞學方面，之所以能夠解決壹點唐詩中的疑難問題，也是得益於目錄學著作。攻博期間，先師唐圭璋先生指導我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