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授予兩位免疫學家：美國的詹姆斯·艾利森（James P。 Allison）與日本的本庶佑（Tasuku Honjo） ，以表彰他們“發現負性免疫調節治療癌癥的療法方面的貢獻”。
很多人可能想不到，看似“時髦”“先進”的免疫療法治療癌癥已經有超過百年的歷史。早在19世紀末，美國骨科醫生William B. Coley意外的發現手術後感染釀膿鏈球菌病人的癌癥出現了緩解，第壹次打開了免疫療法治療癌癥的大門，他也被稱作“腫瘤免疫療法之父”。而在20世紀60年代，澳大利亞免疫學家Burnet提出的“免疫監視理論”，也成為免疫療法治療癌癥提供了重要理論。盡管免疫療法治療癌癥似乎在實踐上和理論上都有了壹絲光亮，然而，如何激活自身的免疫系統，特別是T細胞(可以理解為攻擊細菌/癌細胞的“大炮”)來對抗癌癥，成為科學家們關註的壹個重要的方向。
1987年，來自法國的科學家團隊發現了T細胞上的壹個跨膜受體CTLA 4(cytotoxic T lymphocyte antigen)。這壹蛋白是否會影響T細胞對癌細胞發揮作用呢？
James(Jim) P. Allison教授壹直致力於研究免疫系統(特別是T細胞)和癌癥的相互作用，特別是T細胞在癌癥情況下的狀態，癌細胞似乎通過壹種“剎車”作用，抑制著T細胞發揮作用。
1996年，Jim Allison在小鼠實驗中首次發現，CTLA 4扮演的就是“剎車”的角色，抑制CTLA 4能夠激活T細胞持續的對癌癥進行攻擊。在隨後的人體研究中，CTLA-4抗體表現出色，為黑色素瘤患者帶去了希望。2011年3月25日，CTLA-4抗體制成的藥物ipilimumab (Yervoy)經過FDA批準上市，用來治療轉移性黑色素瘤，這是免疫療法的壹次勝利。盡管Jim Allison不是第壹個提出免疫療法治療癌癥的人，但是Jim確實是將免疫療法治療癌癥並應用於CTLA 4的實踐中，也為後續的免疫療法治療癌癥提供了新的思路。而說到CTLA 4，就不得不提到另外壹個“剎車”分子 —— PD 1。1992年，日本京都大學免疫學家Tasuku Honjo 本庶佑教授發現了另外壹宗位於T細胞上的重要免疫抑制受體分子PD 1(programmed death 1)。然而，真正將PD 1和免疫聯系起來已經是7年以後了，這要歸功於耶魯大學著名的華人科學陳列平教授了。他們發現腫瘤細胞表面的配體分子PD L1會通過和PD 1相結合，從而抑制T細胞激活從而發揮作用，這對於後面使用PD 1免疫療法治療癌癥，提供了重要的實驗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