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體氣機升降來源於《黃帝內經》的理論體系 ，升降出入是氣機運動的基本形式。歷代醫家對治肝之法論述頗多，《黃帝內經》最早提出了 “肝升肺降”學說 ，並提出了從酸、甘、辛治肝三原則，為治肝諸法的基礎。張仲景首倡 “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 ，成為培土治肝的典範。孫思邈則提出攻補升降、寒熱溫涼以治肝，朱丹溪提出“肝主疏泄”，李中梓提出乙癸同源、肝腎同治， 國醫大師張震教授繼承先賢理論，對辨證論治有其獨到的見解，他提出了“欲求臨床療效的提高，勿忘對病體氣機之疏調”的觀點 ，倡導疏調氣機為內治大法之壹，系統總結闡發氣的生理功能與發病特點，形成了以氣機失常為核心，疏調氣機為主線，疏調氣機湯為具體措施的壹套行之有效的理論體系。
國醫大師張震認為疏調人體氣機是以疏理肝氣、調護脾腎為基礎，同時兼顧其它有關證候統籌調制。 即以肝為主體，脾腎為側翼 ， “壹體兩翼” ，兼及其它治療法則。
壹、 肝為主體
國醫大師張震認為疏調氣機的 核心關鍵在於舒展肝氣，恢復、調整、激活其正常的疏泄功能 ，以保持人體氣機的條暢運行。
肝的生理特點主升、主動，但肝亦有升降出入 。正如中所說： “肝者，貫陰陽，統氣血，居貞元之間，握升降之樞者也。”“肝者，升降發始之根也。” 所以肝推動了整體氣機的升降轉運。在肝氣升發的推動下，脾升清、運化，胃受納、腐熟、降濁，則消化功能旺盛；化生和排泄膽汁，為肝之出；肝藏血，使血行於腎化而為精，為肝之入。
《素問·刺禁論篇》雲： “肝升於左，肺藏於右” ，是指肝的升發和肺的肅降之性。肝氣升發，五臟六腑之氣血皆藉肝膽之氣以升之。肺氣肅降，可使清氣布於全身各臟腑組織器官。認為肝升肺降，生理上相互依賴，是人體氣機暢通的壹個重要環節，在病理情況下兩者則相互影響。
筆者治療肝病以慢性乙肝、非酒精性脂肪肝病、自身免疫性肝病為主。根據其臨床癥狀， 中醫歸為其為“脅痛”、“積聚”、“黃疸”、“鼓脹”等範疇 。筆者在治療肝系病證過程中，根據張震國醫大師“疏調氣機理論”中 “氣機失常為核心，疏調氣機為主線” ，以疏調氣機湯為主方，疏調氣機湯是國醫大師張震首創的名方，藥物組成:柴胡、炒白芍、炒枳實、制香附、郁金、川芎、丹參、白術、茯苓、仙靈脾、薄荷、甘草。從四氣上看，用藥註重寒溫並用，五味註重甘以緩之，苦以瀉之，辛以散之，歸經則以入肝脾經為主，從升降而論辛甘升散、酸苦沈降。肝病日久，久病入絡，肝血瘀阻，故在治療後期常加入姜黃、赤芍、三棱、莪術等活血化瘀、破血消癥藥， 而在肝炎尤其是病毒性肝炎常伴濕熱、濕毒，往往加苦參，蒲公英，紫草，紫花地丁，野菊花等。
蒲公英性味苦、甘，寒。歸經歸肝、胃經。
二、脾腎為側翼
張震國醫大師認為，維系人體生、長、壯、老等系列生命活動之氣 ，是由先天父母所授之腎中元氣，後天脾胃受納的水谷之精氣，再由肺吸納自然界中的清精之氣***同聚合而成。此三氣結合在人體內又分化為眾多的、各有 司 職的人體諸氣，具有各自的運動方式與規律，最終形成—個相對平衡與協調的多元矛盾統壹體。 所以中醫學的“氣機”基本上可說是人體生命力與臟腑功能活動方式和規律的綜合概括 。
正如《金匱要略》中所說的： “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 ，且肝病患者多伴有食少腹脹、乏力倦怠等不適，臟腑辨證當屬脾虛之證，即體現從整體觀念出發，遵循 “肝病實脾” 理論，補脾實胃， 以充養氣血生化之源，達到“食氣入味，脾氣散精於肝”的目的。 肝病日久，克伐脾土，脾虛則易濕蘊，濕聚則易生痰，濕郁久則易化熱。
李中梓在《醫宗必讀·乙癸同源論》中曰：“相火者，處乎下而主動……君火惟壹，心主是也；相火有二，乃腎與肝……澤也，海也，莫非水也，莫非下也。故曰肝腎同源。
筆者臨證肝系疾病時，基於 “疏調氣機理論”多以肝脾為本 ，從疏調氣機、益氣健脾、調補肝腎入手，以升肝陽，補腎督，運氣血，輸津液為主， 體現其“調肝理脾”、“肝腎同源”為主的辨證思想 ，常用茯苓、薏苡仁健脾利濕，澤瀉、豬苓淡滲利濕，茵陳、虎杖清熱利濕，砂仁芳香化濕，用陳皮、法半夏以燥濕化痰，達到脾健則濕化，濕化則痰除的目的。腎乃五藏陰陽之根本、精血氣化之源，菟絲子、淫羊藿、肉桂、熟地黃隨取可知；再有太子參、雞血藤、當歸、赤芍益氣養血、活血通絡。
菟絲子性味甘，溫。歸經歸肝、腎、脾經。
綜上，筆者治療肝系病證用藥基於國醫大師“疏調氣機理論” 多從疏調氣機、健脾益腎著手 ， 以疏肝益腎、健脾利濕、化痰活血為主 ，常輔以消食、解毒等藥，此體現了 治療肝系病證以“調肝理脾”、“肝腎同源”等為主的辨證思想 ，和以“祛邪與扶正並舉”、“疏肝和柔肝並用”的臨證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