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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謝朓北樓：在安徽省宣城縣陽陵山頂。謝朓是南齊詩人，此樓是他任宣城太守時所建。（2）江城：指宣城。（3）兩水：指宛溪、句溪。宛溪上下有鳳凰、濟川兩橋。明鏡：指拱橋橋洞和它在水中的倒影合成的圓形，像明亮的鏡子壹樣。（4）彩虹：指水中的橋影。（5）人煙：炊煙。（6）謝公：謝朓。
謝朓北樓是南齊詩人謝朓任宣城太守時所建，又名謝公樓，唐時改名疊嶂樓，是宣城的登覽勝地。宣城處於山環水抱之中，陵陽山岡巒盤屈，三峰挺秀；句溪和宛溪的溪水，縈回映帶著整個城郊，真是“鳥去鳥來山色裏，人歌人哭水聲中”（杜牧《題宣州開元寺水閣閣下宛溪夾溪居人》）。這詩作於天寶十三載（754），這年中秋節後，李白從金陵再度來到宣城。
壹個晴朗的秋天的傍晚，詩人獨自登上了謝公樓。嵐光山影，是如此的明凈！憑高俯瞰，這“江城”簡直是在畫圖中似的。開頭兩句，詩人把他登覽時所見景色概括地寫了出來，總攝全篇，壹下子就把讀者深深吸引住，壹同進入詩的意境中去了。嚴羽《滄浪詩話》雲：“太白發句，謂之開門見山。”指的就是這種表現手法。
中間四句是具體的描寫。這四句詩裏所塑造的藝術形象，都是從上面的壹個“望”字生發出來的。從結構的關系來說，上兩句寫“江城如畫”，下兩句寫“山晚晴空”；四句是壹個完整的統壹體，而又是有層次的。“兩水”指句溪和宛溪。宛溪源出嶧山，在宣城的東北與句溪相會，繞城合流，所以說“夾”。因為是秋天，溪水更加澄清，它平靜地流著，波面上泛出晶瑩的光。用“明鏡”來形容，是最恰當不過的。“雙橋”指橫跨溪水的上、下兩橋。上橋叫做鳳凰橋，在城的東南泰和門外；下橋叫做濟川橋，在城東陽德門外，都是隋文帝開皇年間（581-600）的建築。這兩條長長的大橋架在溪上，倒影水中，從高樓上遠遠望去，縹青的溪水，鮮紅的夕陽，在明滅照射之中，橋影幻映出無限奇異的璀燦色彩。這哪裏是橋呢？簡直是天上兩道彩虹，而這“彩虹”的影子落入“明鏡”之中去了。讀了這兩句，我們會自然而然地聯想到詩人另壹名作《望廬山瀑布》中的“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兩者同樣是用比擬的手法來塑造形象，同樣用壹個“落”字把地下和天上聯系起來；然而同中有異，異曲同工：壹個是以銀河比擬瀑布的飛流，壹個是用彩虹寫夕陽明滅的波光中雙橋的倒影；壹個著重在描繪其奔騰直下的氣勢，壹個著重在顯示其瑰麗變幻的色彩，兩者所給予人們的美感也不壹樣，而詩人想象的豐富奇妙，筆致的活潑空靈，則同樣使人驚嘆。
秋天的傍晚，原野是靜寂的，山岡壹帶的叢林裏冒出人家壹縷縷的炊煙，橘柚的深碧，梧桐的微黃，呈現出壹片蒼寒景色，使人感到是秋光漸老的時候了。
我們不難想象，當時詩人的心情是完全沈浸在他的視野裏，他的觀察是深刻的，細致的；而他的描寫又是毫不粘滯的。他站得高，望得遠，抓住了壹剎那間的感受，用極端凝煉的形象語言，在隨意點染中勾勒出壹個深秋的輪廓，深深地透漏出季節和環境的氣氛。他不僅寫出秋景，而且寫出了秋意。如果我們細心領會壹下，就會發現他在高度概括之中，用筆是絲絲入扣的。
這結尾兩句，從表面看來很簡單，只不過和開頭二句壹呼壹應，點明登覽的地點是在“北樓上”；這北樓是謝朓所建的，從登臨到懷古，似乎是照例的公式，因而李白就不免順便說壹句懷念古人的話罷了。這裏值得註意是“誰念”兩個字。“懷謝公”的“懷”，是李白自指，“誰念”的“念”，是指別人。兩句的意思，是慨嘆自己“臨風懷謝公”的心情沒有誰能夠理解。這就不是壹般的懷古了。
李白在長安為權貴所排擠、棄官而去之後，政治上壹直處於失意之中，過著飄蕩四方的流浪生活。客中的抑郁和感傷，特別當搖落秋風的時節，他那寂寞的心情，是可以想象的。宣城是他舊遊之地，現在他又重來這裏。壹到宣城，他就會懷念到謝朓，這不僅因為謝朓在宣城遺留下象疊嶂樓這樣的名勝古跡，更重要的是因為謝朓對宣城有著和自己相同的情感。當李白獨自在謝朓樓上臨風眺望的時候，面對著謝朓所吟賞的山川，緬懷他平素所仰慕的這位前代詩人，雖然古今世隔，然而他們的精神卻是遙遙相接的。這種渺茫的心情，反映了他政治上苦悶仿徨的孤獨之感；正因為政治上受到壓抑，找不到出路，所以只得寄情山水，尚友古人；他當時復雜的情懷，又有誰能夠理解呢？
《烏棲曲》是樂府《清商曲辭·西曲歌》舊題。現存南朝梁簡文帝、徐陵等人的古題，內容大都比較靡艷，形式則均為七言四句，兩句換韻。李白此篇，不但內容從舊題的歌詠艷情轉為諷刺宮廷淫靡生活，形式上也作了大膽的創新。
相傳吳王夫差耗費大量人力物力，用三年時間，築成橫亙五裏的姑蘇臺（舊址在今蘇州市西南姑蘇山上），上建春宵宮，與寵妃西施在宮中為長夜之飲。詩的開頭兩句，不去具體描繪吳宮的豪華和宮廷生活的淫靡，而是以洗煉而富於含蘊的筆法，勾畫出日落烏棲時分姑蘇臺上吳宮的輪廓和宮中美人西施醉態朦朧的剪影。“烏棲時”，照應題面，又點明時間。詩人將吳宮設置在昏林暮鴉的背景中，無形中使“烏棲時”帶上某種象征色彩，使人們隱約感受到包圍著吳宮的幽暗氣氛，聯想到吳國日暮黃昏的沒落趨勢。而這種環境氣氛，又正與“吳王宮裏醉西施”的縱情享樂情景形成鮮明對照，暗含樂極悲生的意蘊。這層象外之意，貫串全篇，但表現得非常隱微含蓄。
“吳歌楚舞歡未畢，青山欲銜半邊日。”對吳宮歌舞，只虛提壹筆，著重寫宴樂過程中時間的流逝。沈醉在狂歡極樂中的人，往往意識不到這壹點。輕歌曼舞，朱顏微酡，享樂還正處在高潮之中，卻忽然意外地發現，西邊的山峰已經吞沒了半輪紅日，暮色就要降臨了。“未”字“欲”字，緊相呼應，微妙而傳神地表現出吳王那種惋惜、遺憾的心理。而落日銜山的景象，又和第二句中的“烏棲時”壹樣，隱約透出時代沒落的面影，使得“歡未畢”而時已暮的描寫，帶上了為樂難久的不祥暗示。
“銀箭金壺漏水多，起看秋月墜江波。”續寫吳宮荒淫之夜。宮體詩的作者往往熱中於展覽豪華頹靡的生活，李白卻巧妙地從側面淡淡著筆。“銀箭金壺”，指宮中計時的銅壺滴漏。銅壺漏水越來越多，銀箭的刻度也隨之越來越上升，暗示著漫長的秋夜漸次消逝，而這壹夜間吳王、西施尋歡作樂的情景便統統隱入幕後。壹輪秋月，在時間的默默流逝中越過長空，此刻已經逐漸黯淡，墜入江波，天色已近黎明。這裏在景物描寫中夾入“起看”二字，不但點醒景物所組成的環境後面有人的活動，暗示靜謐皎潔的秋夜中隱藏著淫穢醜惡，而且揭示出享樂者的心理。他們總是感到享樂的時間太短，晝則望長繩系日，夜則盼月駐中天，因此當他“起看秋月墜江波”時，內心不免浮動著難以名狀的悵恨和無可奈何的悲哀。這正是末代統治者所特具的頹廢心理。“秋月墜江波”的悲涼寂寥意象，又與上面的日落烏棲景象相應，使滲透在全詩中的悲涼氣氛在回環往復中變得越來越濃重了。
詩人諷刺的筆鋒並不就此停住，他有意突破《烏棲曲》舊題偶句收結的格式，變偶為奇，給這首詩安上了壹個意味深長的結尾：“東方漸高奈樂何！”“高”是“皜”的假借字。東方已經發白，天就要亮了，尋歡作樂難道還能再繼續下去嗎？這孤零零的壹句，既象是恨長夜之短的吳王所發出的歡樂難繼、好夢不長的嘆喟，又象是詩人對沈溺不醒的吳王敲響的警鐘。詩就在這冷冷的壹問中陡然收煞，特別引人註目，發人深省。
這首詩在構思上有顯著的特點，即以時間的推移為線索，寫出吳宮淫佚生活中自日至暮，又自暮達旦的過程。詩人對這壹過程中的種種場景，並不作具體描繪渲染，而是緊扣時間的推移、景物的變換，來暗示吳宮荒淫的晝夜相繼，來揭示吳王的醉生夢死，並通過寒林棲鴉、落日銜山、秋月墜江等富於象征暗示色彩的景物隱寓荒淫縱欲者的悲劇結局。通篇純用客觀敘寫，不下壹句貶辭，而諷刺的筆鋒卻尖銳、冷峻，深深刺入對象的精神與靈魂。《唐宋詩醇》評此詩說：“樂極生悲之意寫得微婉，未幾而麋鹿遊於姑蘇矣。全不說破，可謂寄興深微者。……末綴壹單句，有不盡之妙。”這是頗能抓住本篇特點的評論。
李白的七言古詩和歌行，壹般都寫得雄奇奔放，恣肆淋漓，這首《烏棲曲》卻偏於收斂含蓄，深婉隱微，成為他七古中的別調。前人或以為它是借吳宮荒淫來托諷唐玄宗的沈湎聲色，迷戀楊妃，這是可能的。玄宗早期勵精圖治，後期荒淫廢政，和夫差先發憤圖強，振吳敗越，後沈湎聲色，反致覆亡有相似之處。據唐孟棨《本事詩》記載，李白初至長安，賀知章見其《烏棲曲》，嘆賞苦吟，說：“此詩可以泣鬼神矣。”看來賀知章的“泣鬼神”之評，也不單純是從藝術角度著眼的。
李白與杜甫的交誼是中國文學史上珍貴的壹頁。現存的李白詩歌中，公認的直接為杜甫而寫的只有兩首，壹是《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另壹首就是這首詩。
沙丘城，位於山東汶水之畔，是李白在魯中的寄寓之地。這首詩可能是天寶四載（745）秋，李白在魯郡送別杜甫、南遊江東之前，回到沙丘寓所寫。從天寶三載春夏之交，到天寶四載秋，兩人雖然也有過短暫的分別，但相處的日子還是不少的。現在，詩人送別了杜甫，從那種充滿著友情與歡樂的生活中，獨自壹人回到沙丘，自然倍感孤寂，倍覺友誼的可貴。此詩就是抒發了這種情境之下的無法排遣的“思君”之情。不過，值得註意的是，詩人壹開始用很多的筆墨寫“我”──“我”的生活，“我”的周圍環境，以及“我”的心情。詩的前六句沒有壹個“思”字，也沒有壹個“君”字。讀來大有山回路轉、莫知所至的感覺，直到詩的結尾才豁然開朗，說出“思君”二字。當我們明白了這個主旨之後，再回過頭去細味前六句，便又覺得無壹句不是寫“思君”之情，而且是壹聯強似壹聯，以至最後不能不直抒其情。可以說前六句之煙雲，都成了後二句之烘托。這樣的構思，既能從各個角度，用各種感受，為詩的主旨蓄勢，同時也賦予那些日常生活的情事以濃郁的詩味。
詩劈頭就說：“我來竟何事？”這是詩人自問，其中頗有幾分難言的惱恨和自責的意味。這自然會引起讀者的關註，並造成懸念。“高臥沙丘城”，高臥，實際上就是指自己閑居乏味的生活。這句話壹方面描寫了眼下的生活，壹方面也回應了提出上述問題的原因。詩人不來沙丘“高臥”又會怎樣呢？聯系詩題（“寄杜甫”），聯系來沙丘之前和杜甫相處的那些日子，答案就不言而喻了。這淩空而來的開頭，正是把詩人那種友愛歡快的生活消失之後的復雜、苦悶的感情，以壹種突發的方式迸發出來了。
壹二句偏於主觀情緒的抒發，三四句則轉向客觀景物的描繪。“城邊有古樹，日夕連秋聲”。眼前的沙丘城對於詩人來說，象是別無所見，別無所聞，只有城邊的老樹，在秋風中日夜發出瑟瑟之聲。“夜深風竹敲秋韻，萬葉千聲皆是恨”。這蕭瑟的秋風，淒寂的氣氛，更令人思念友人，追憶往事，更叫人愁思難解。怎麽辦呢？“別離有相思，瑤瑟與金樽”。然而，此時此地，此情此景，非比尋常，酒也不能消愁，歌也無法忘憂。魯、齊，是指當時詩人所在的山東。“不可醉”，即沒有那個興趣去痛飲酣醉。“空復情”，因為自己無意欣賞，歌聲也只能徒有其情。這麽翻寫壹筆，就大大地加重了抒情的分量，同時也就逼出下文。
汶水，發源於山東萊蕪，西南流向。杜甫在魯郡告別李白欲去長安，長安也正位於魯地的西南。所以詩人說：我的思君之情猶如這壹川浩蕩的汶水，日夜不息地緊隨著妳悠悠南行。詩人寄情於流水，照應詩題，點明了主旨，那流水不息、相思不絕的意境，更造成了語盡情長的韻味。這種綿綿不絕的思情，和那種“天邊看綠水，海上見青山。興罷各分袂，何須醉別顏”的開闊灑脫的胸襟，顯示了詩人感情和格調的豐富多采。
在中國古代詩歌的發展中，古體先於律體。但是，我們也會看到當律體盛行的時候，對於古詩的寫作也不無影響。例如李白的這首五古，全詩八句，中間四句雖非工整的對仗，但其中部分詞語的對仗以及整個的格式，卻可以見到律詩的痕跡。這種散中有對、古中有律的章法和句式，更好地抒發了詩人純真而深沈的感情，也使得全詩具有壹種自然而凝重的風格。
這是壹首詠懷詩。作者贊頌了諸葛亮的豐功偉績，尤其稱頌他在軍事上的才能和建樹。三、四句，對劉備吞吳失師，葬送了諸葛亮聯吳抗曹統壹中國的宏圖大業，表示惋惜。末句照應開頭，三句照應二句；在內容上，既是懷古，又是抒懷，情中有情，言外有意；在絕句中別樹壹格。這是作者初到夔州時作的壹首詠懷諸葛亮的詩，寫於大歷元年（766）。“八陣圖”，指由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種陣勢所組成的軍事操練和作戰的陣圖，是諸葛亮的壹項創造，反映了他卓越的軍事才能。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這兩句贊頌諸葛亮的豐功偉績。第壹句是從總的方面寫，說諸葛亮在確立魏蜀吳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局勢的過程中，功績最為卓絕。三國並存局面的形成，固然有許多因素，而諸葛亮輔助劉備從無到有地創建蜀國基業，應該說是重要原因之壹。杜甫這壹高度概括的贊語，客觀地反映了三國時代的歷史真實。第二句是從具體的方面來寫，說諸葛亮創制八陣圖使他聲名更加卓著。對這壹點古人曾屢加稱頌，如成都武侯祠中的碑刻就寫道：“壹統經綸誌未酬，布陣有圖誠妙略。”“江上陣圖猶布列，蜀中相業有輝光。”而杜甫的這句詩則是更集中、更凝煉地贊頌了諸葛亮的軍事業績。
頭兩句詩在寫法上用的是對仗句，“三分國”對“八陣圖”，以全局性的業績對軍事上的貢獻，顯得精巧工整，自然妥帖。在結構上，前句劈頭提起，開門見山；後句點出詩題，進壹步贊頌功績，同時又為下面憑吊遺跡作了鋪墊。
“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這兩句就“八陣圖”的遺址抒發感慨。“八陣圖”遺址在夔州西南永安宮前平沙上。據《荊州圖副》和劉禹錫《嘉話錄》記載，這裏的八陣圖聚細石成堆，高五尺，六十圍，縱橫棋布，排列為六十四堆，始終保持原來的樣子不變，即使被夏天大水沖擊淹沒，等到冬季水落平川，萬物都失故態，唯獨八陣圖的石堆卻依然如舊，六百年來巋然不動。前壹句極精煉地寫出了遺跡這壹富有神奇色彩的特征。“石不轉”，化用了《詩經·邶風·柏舟》中的詩句“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在作者看來，這種神奇色彩和諸葛亮的精神心誌有內在的聯系：他對蜀漢政權和統壹大業忠貞不二，矢誌不移，如磐石之不可動搖。同時，這散而復聚、長年不變的八陣圖石堆的存在，似乎又是諸葛亮對自己賫誌以歿表示惋惜、遺憾的象征，所以杜甫緊接著寫的最後壹句是“遺恨失吞吳”，說劉備吞吳失計，破壞了諸葛亮聯吳抗曹的根本策略，以致統壹大業中途夭折，而成了千古遺恨。
當然，這首詩與其說是在寫諸葛亮的“遺恨”，無寧說是杜甫在為諸葛亮惋惜，並在這種惋惜之中滲透了杜甫“傷己垂暮無成”（黃生語）的抑郁情懷。
這首懷古絕句，具有融議論入詩的特點。但這種議論並不空洞抽象，而是語言生動形象，抒情色彩濃郁。詩人把懷古和述懷融為壹體，渾然不分，給人壹種此恨綿綿、余意不盡的感覺。
鶴註此當是大歷元年初至夔州時作。《寰宇記》：八陣圖，在奉節縣西南七裏。《荊州圖副》雲：永安宮南壹裏，港下平磧上，有孔明八陣圖，聚細石為之。各高五尺，廣十圍，歷然棋布，縱橫相當，中間相去九尺，正中開南北巷，悉廣五尺，凡六十四聚。或為人散亂，及為夏水所沒，冬時水退，復依然如故。
功蓋三分國①，名成八陣圖②，江流石不轉③。遺恨失吞吳④。
（江流石不轉，此陣圖之垂名千載者。所恨吞吳失計，以致三分功業，中遭跌挫耳。下二句，用分應。《東坡誌林》：嘗夢子美謂仆：“世人多誤會吾《八陣圖》詩，以為先主武侯欲與關公報仇，故恨不能滅吳，非也。吾意本謂吳蜀唇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吳之誌，以此為恨耳。”朱註史：昭烈敗秭歸，諸葛亮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使東行，必不傾危。”觀此，則征吳非孔明意也。子美此詩，正謂孔明不能止征吳之舉，致秭歸挫辱，為生平遺恨。東坡之說殊非。劉建曰：孔明以蓋世奇才，制為江上陣圖，至今不磨。使先主能用其陣法，何至連營七百裏，敗績於虢亭哉！欲吞吳而不知陣法，是則當時之遺恨也。今按下句有四說：以不能滅吳為恨，此舊說也。以先主之征吳為恨，此東坡說也。不能制主上東行，而自以為恨，此《杜臆》、朱註說也。以不能用陣法，而致吞吳失師，此劉氏之說也。）
①《蒯通傳》：“功蓋天下者不賞。”《出師表》：“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②樂毅書：“早知之士，名成而不毀。”舊註“陣勢八：天、地、風、雲、飛龍、翔鳥、虎翼、蛇盤也。”湛方生侍：“盼江流兮洋洋。”③《詩》：“我心匪石，不可轉也。”④《後漢·王常傳》：“死無遺恨。”《蜀誌》：郤正《釋譏》：“吞嚼八區。”吳見思論雲：末句作“遺恨在吞吳”，文意自明，舊作“失吞吳”，似費解。附考：《東坡誌林》：諸葛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為八行，相去二丈。桓溫征譙縱，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識。吾常過之，自山上俯視百余丈，凡八行，為六十四蕝，蕝正圓，不見凹凸處，如日中蓋影，及就視，皆卵石漫漫不可辨，甚可怪也。
劉禹錫《嘉話錄》：夔州西市，俯臨江沙，下有諸葛亮八陣圖，聚石分布，宛然猶存。峽水大時，三蜀雪消之際，澒湧滉漾，大木十圍，枯槎百丈，隨波而下。及乎水落川平，萬物皆失故態，諸葛小石之堆，標聚行列依然，如是者近六百年，迨今不動。
《成都圖經》：武侯八陣有三：在夔者六十有四，方陣法也。在彌牟鎮者，二十有八，當頭陣法也。在棋盤市者，二百五十有六，下營陣法也。
永嘉薛氏雲，武侯之國，可見者三，壹在沔陽之高平舊壘，壹在廣都之八陣鄉，壹在魚復永安宮南江灘水上。在高平者，自酈道元已言傾褫難識。在廣都者，隆土為基，魁以江石，四門二首，六十四魁，八人成行，兩陣俱立，陣周四百七十二步，其魁百有二十。在魚復者，因江為勢，積石憑流，前蔽壁門，後依卻月，縱橫皆八，魁間二丈，偃月內面，九六鱗差。廣都舊無聞焉，惟見於李膺《益州記》。其言魁行皆八，財舉其半。趙抃《成都記》稱看老之說雲：為江石兵數魁，應六十四卦，則知兩陣二首之意，以體乾坤門戶，法象之所由生也。然其陣居平地，束於門壁，營陣之法具，而奇正之道蘊。魚復陣於江路，因水成形，七八以為經。九六以為緯，體方於八陣，形圓於卻月。壁門可以觀營陣之勢，卻月可以識奇正之變。故雖長江東註，夏流湍駛。轟雷奔馬，不足以擬其勢；回山卷石，不足以言其怒。峨峨八陣，實激其沖，歷年千數，未嘗回撓。故桓溫以為常山之蛇，杜甫偉其江流而不轉也。
王昱曰：陣勢八：二革二金為天，三革三全為地，二革三金為風，三革二金為雲，四革三金為龍，三革四金為虎，四革五金為鳥，五革四金為蛇。
李龜年是開元時期“特承顧遇”的著名歌唱家。杜甫初逢李龜年，是在“開口詠鳳凰”的少年時期，正值所謂“開元全盛日”。當時王公貴族普遍愛好文藝，杜甫即因才華早著而受到岐王李範和秘書監崔滌的延接，得以在他們的府邸欣賞李龜年的歌唱。而壹位傑出的藝術家，既是特定時代的產物，也往往是特定時代的標誌和象征。在杜甫心目中，李龜年正是和鼎盛的開元時代、也和自己充滿浪漫情調的青少年時期的生活，緊緊聯結在壹起的。幾十年之後，他們又在江南重逢。這時，遭受了八年動亂的唐王朝業已從繁榮昌盛的頂峰跌落下來，陷入重重矛盾之中；杜甫輾轉漂泊到潭州，“疏布纏枯骨，奔走苦不暖”，晚境極為淒涼；李龜年也流落江南，“每逢良辰勝景，為人歌數闋，座中聞之，莫不掩泣罷酒”（《明皇雜錄》）。這種會見，自然很容易觸發杜甫胸中本就郁積著的無限滄桑之感。“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詩人雖然是在追憶往昔與李龜年的接觸，流露的卻是對“開元全盛日”的深情懷念。這兩句下語似乎很輕，含蘊的感情卻深沈而凝重。“岐王宅裏”、“崔九堂前”，仿佛信口道出，但在當事者心目中，這兩個文藝名流經常雅集之處，無疑是鼎盛的開元時期豐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的淵藪，它們的名字就足以勾起對“全盛日”的美好回憶。當年出入其間，接觸李龜年這樣的藝術明星，是“尋常”而不難“幾度”的，現在回想起來，簡直是不可企及的夢境了。這裏所蘊含的天上人間之隔的感慨，是要結合下兩句才能品味出來的。兩句詩在叠唱和詠嘆中，流露了對開元全盛日的無限眷戀，好像是要拉長回味的時間似的。
夢壹樣的回憶，畢竟改變不了眼前的現實。“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風景秀麗的江南，在承平時代，原是詩人們所向往的作快意之遊的所在。如今自己真正置身其間，所面對的竟是滿眼雕零的“落花時節”和皤然白首的流落藝人。“落花時節”，象是即景書事，又象是別有寓托，寄興在有意無意之間。熟悉時代和杜甫身世的讀者會從這四個字上頭聯想起世運的衰頹、社會的動亂和詩人的衰病漂泊，卻又絲毫不覺得詩人在刻意設喻，這種寫法顯得特別渾成無跡。加上兩句當中“正是”和“又”這兩個虛詞壹轉壹跌，更在字裏行間寓藏著無限感慨。江南好風景，恰恰成了亂離時世和沈淪身世的有力反襯。壹位老歌唱家與壹位老詩人在飄流顛沛中重逢了，落花流水的風光，點綴著兩位形容憔悴的老人，成了時代滄桑的壹幅典型畫圖。它無情地證實“開元全盛日”已經成為歷史陳跡，壹場翻天復地的大動亂，使杜甫和李龜年這些經歷過盛世的人，淪落到了不幸的地步。感慨無疑是很深的，但詩人寫到“落花時節又逢君”，卻黯然而收，在無言中包孕著深沈的慨嘆，痛定思痛的悲哀。這樣“剛開頭卻又煞了尾”，連壹句也不願多說，真是顯得蘊藉之極。沈德潛評此詩：“含意未申，有案未斷”。這“未申”之意對於有著類似經歷的當事者李龜年，自不難領會；對於後世善於知人論世的讀者，也不難把握。象《長生殿·彈詞》中李龜年所唱的：“當時天上清歌，今日沿街鼓板”，“唱不盡興亡夢幻，彈不盡悲傷感嘆，淒涼滿眼對江山”等等，盡管反復唱嘆，意思並不比杜詩更多，倒很象是劇作家從杜詩中抽繹出來似的。
四句詩，從岐王宅裏、崔九堂前的“聞”歌，到落花江南的重“逢”，“聞”、“逢”之間，聯結著四十年的時代滄桑、人生巨變。盡管詩中沒有壹筆正面涉及時世身世，但透過詩人的追憶感喟，讀者卻不難感受到給唐代社會物質財富和文化繁榮帶來浩劫的那場大動亂的阻影，以及它給人們造成的巨大災難和心靈創傷。確實可以說“世運之治亂，華年之盛衰，彼此之淒涼流落，俱在其中”（孫洙評）。正象舊戲舞臺上不用布景，觀眾通過演員的歌唱表演，可以想象出極廣闊的空間背景和事件過程；又象小說裏往往通過壹個人的命運，反映壹個時代壹樣。這首詩的成功創作似乎可以告訴我們：在具有高度藝術概括力和豐富生活體驗的大詩人那裏，絕句這樣短小的體裁究竟可以具有多大的容量，而在表現如此豐富的內容時，又能達到怎樣壹種舉重若輕、渾然無跡的藝術境界。
這首詩寫於成都，時在代宗廣德二年（764）春，詩人客蜀已是第五個年頭。上年正月，官軍收復河南河北，安史之亂平定；十月便有吐蕃陷長安、立傀儡、改年號，代宗奔陜州事；隨後郭子儀復京師，乘輿反正；年底吐蕃又破松、維、保等州（在今四川北部），繼而再陷劍南、西山諸州。詩中“西山寇盜”即指吐蕃；“萬方多難”也以吐蕃入侵為最烈，同時，也指宦官專權、藩鎮割據、朝廷內外交困、災患重重的日益衰敗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