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景制方精妙，藥簡效宏，為歷代醫家推崇備至。其方劑藥物用量，因時移物換，原貌不可得窺，是以爭論頗大。劑量之多寡、比例之大小，與療效息息相關，實有考證之必要。近年來有關經方劑量的研究報道不少，今據近十年有有關文獻，勾勒其研究動態如下。
壹．古今度量衡制的考證
仲景著書於東漢末年，其計量單位自為彼時所習用者。因時隔近兩千年，度量衡單位屢經變更，原制已不可知，故今人采用各種方法以考證換算之。
研究表明[1～3]，秦至東漢度量衡單位實值雖變而無大異，根據對秦始皇26年的方升、西漢初年的“尚方半”、東漢“光和大司農銅權”以及東漢“永平大司農銅合”等衡量器的考證，、東漢1斤合今制250g，1兩合今之15.625g，1升合今之200ml。而方寸匕當是容積為1立方寸的立方形容器。若以漢時1寸為2.3cm計算，其容量當是12.167cm3[4]。
而根據《金匱要略》烏頭桂枝湯方後註，經換算得出：漢制1斤約為126g，1兩約8g，與前述結論不符[5]。
更有研究認為[6]，古代常用市秤不符合藥物計量實際，古時另有古藥秤和古藥升，經實測計算得出：漢時每藥兩為1g左右，最大不超過1.6g；而每藥升容積按同制為6.34ml，按南北朝制應為10.4ml，漢制不越此值。
米氏[7]通過對《傷寒雜病論》桂枝湯的藥物劑量、煎藥加水量、煎次、煎出量用服用量的古今差異進行考證，並結合自身臨床實踐，認為現行“1錢等於3g，尾數不計”的定量換算關系不符合中醫傳統用藥1錢有效量之實際數值，提出今舊市制1錢應折合公制3.73125g，臨床使用可約為3.5g。
從上述可知，大部分研究結果接近於吳承洛《中國度量衡史》（1兩＝13.9g，1升＝198ml）和範文瀾《中國通史簡編》（1兩約合15.6g，1升約合258.14g）的記載，與現行換算關系量不符，然亦存在古市秤、古藥秤之爭。
如按上述研究結果折合，則仲景經方劑量明顯大於或小於現代常用量。對此，各家認識不壹。有認為[1～3]，量重味寡是仲景用藥特點之壹，符合原意 且從中醫學角度來看，也是合理的；也有的認為[8,9]，對經方藥量不必鑿求，而應以臨床藥效為準，現代《傷寒論講義》的折算標準符合臨床實際。
二．經方劑量運用規律和特點
仲景對劑量的應用有嚴格的原則性和規律性[10]，表現為：①制短揚長，如瓜蔞薤白半夏湯辛熱藥與寒潤藥為3：1，故制其寒而用其開通之性；②量依病變，即根據癥候的主次、輕重而確定藥量；③動靜相合，即動靜藥物配伍須依比例而行；④量變性變，即藥物劑量變化會導致方劑性質的變化。因而，在運用經方時應重視[11]：①每劑量，即每壹劑藥物中某藥的分量，它主要是通過調整各藥間的相互比例而影響到藥物的配伍關系；②每服量，即每次服用的劑量，通常此量為該藥的治療量，顯示了藥物的量效關系，而根據量效關系原則，在壹定劑量範圍內，隨劑量的增減，其方藥效也相應增減；③每日量，即壹日中某藥服用量總和，此量決定於每服量和每日服用次數，即藥物時效關系的影響，而根據時效關系原理，每種藥物在服用後均有相對穩定的潛伏期、高峰期和殘效期，間隔壹定的時間重復給藥可以維持藥效的連續性。從另壹種角度認識，也應註意[12]：①單壹方劑中的藥物用量、尤其要掌握方中較重要的藥物用量；②重視復合方劑中的每壹方劑用量；③重視加減方劑中的方藥用量，即基礎方的取用量、加味藥物用量和藥味相同方的用量等；④重視方劑的每次服用量。
簡言之，經方劑量的具體應用要註重藥物的絕對量，絕對量反映了藥物的有效用量，但不能生搬硬套，應因人因時因地制宜，如病情重者宜大，輕淺者宜小，藥質輕者宜小，質重者宜大，急性病宜重，慢性病宜輕等；同時，更應註意藥物的相對量，相對量體現了各藥用量的比例，寓有組方之法度，其變化既能影響方劑的性能，又能影響其功效的大小；古今衡量雖異，然其比例恒定[8,9,13,14]。
三．某些常用藥物的劑量運用探討
甘草：《傷寒論》中甘草的用量很嚴格，根據方劑功用不同，選用大劑量為君，有復陽益氣作用，中小劑量多為佐使，可緩和藥性[15]。其劑量的掌握亦根據以下原則而定：表證輕，裏證重；實證輕，虛證重；熱證輕，寒證重；治濕輕，斂陰重；治痢輕，治泄重[16]。
生姜、大棗：《傷寒論》中姜棗劑量運用有如下規律：①用小量者，生姜1～2兩（3～6g），大棗4～6枚，多用於風寒較輕、病勢較緩、邪正抗爭不劇、須微微發汗者；②壹般用量，生姜3～4兩（9.5～12.5g），大棗10～15枚，多用於風寒束於肌表、邪正抗爭的病證；③用大量者，生姜5～6兩（15.5～18.7g），大棗25枚，大量生姜多用於邪氣較重的病證，大量大棗多用於正氣較虛者[17]。
桂枝、白芍：洪氏[18]根據仲景應用桂枝的劑量變化規律，在臨床上以6～9g為中等量，小於6g為小劑量，大於9g為大劑量，應用大劑量時，采用逐步遞增或累加方式緩緩多次進服之方法。而在經方中，桂枝、白芍常配伍並用，其劑量特點有：常量等用、小量等用、大劑量重用桂枝、小劑量多用桂枝、大劑量重用白芍、小劑量多用白芍等，大凡等量並用，不論常量或小量，通常都發揮調營衛的作用；反之，則或偏調衛，或偏和營。壹般重用桂枝主要為平沖降逆，重用白芍主要為緩急止痛；若小幅度變更桂芍比例，同時伴有配伍藥物變化者，則其作用主要取決於配伍藥物變化[19]。
石膏：石膏在經方中用量壹般較大，現代臨床運用亦然。但安氏[20]認為凡水煎服的藥物劑量，應根據其藥物的溶解度而定，礦物、貝類藥的溶解度小，因此，縮小麻杏石甘湯等方劑中的石膏用量，同樣能獲得與大劑量用藥的相同效果。
附子：《傷寒論》對附子的使用有以下特點：①根據病情的輕重及不同病因來確定其用量及生熟，壹般陽虛重證宜生用重用，陽虛輕證則炮用輕用，而風寒濕痹則炮用重用；②根據性別及體質強弱確定用量[21]。
半夏：對脾不化濕、釀痰停飲、胃逆嘔惡諸癥，壹般可用9～15g，如旋覆代赭石湯等；小半夏湯等也可用15g，但應與生姜基本持平，不能明顯高於其量；對於心下痞結較甚、嘔吐較頑固、逆氣沖咽或不寐證，則應投大量，30～60g，甚至120g（久煎），如生姜瀉心湯等；對於陰虛氣逆、脾虛生濕、胃氣呆滯諸證，宜以小量6～9g，為佐為使，尤其是脾胃陰虛者，其量寧小勿大，如麥門冬湯[22]。而胡氏[23]亦認為，化痰和胃小量即可（10g左右），重癥痰飲嘔逆適當增加，15g左右，不寐者則重用至30～60g，其效方顯。
細辛：細辛劑量，歷來爭議頗大。據後世習俗，則經方劑量大大超越常量（按古藥秤折算除外）。是以後世用經方，細辛常減量。而王氏[24]據臨床實踐認為：陽氣虛、寒濕重者，可用大劑量（可達20g），待病情好轉，便須減量；若發病純屬風寒外感、陽氣不虛者，則用中量（10g）；若病情熱象較重、兼有濕濁不化者，可用小量2～5g佐之；然痢、泄、咳喘等，若病久、虛寒較重者，亦可用大量。
四．結束語
綜上可知，有關古今度量衡的考證，其結論不太壹致，臨床運用並未照之而行，強調根據病情、體質等因素而定；對經方的絕對量不拘泥，更註重相對量的確定。
筆者認為，關於經方劑量的研究，考證度量衡變化誠然必要，然不宜以古繩今，生搬硬套。要知古今體質、氣候、環境等因素變化甚大，豈能等同視之？加之，漢時度量衡制雖屬統壹，然仲景身處戰亂之際，其方劑藥量是否悉依國家統壹計量，實難肯定，也有可能習用民間土法計量，或另有藥秤計量等。觀其著述，同壹藥物，其計量單位亦不盡壹致，如厚樸有壹尺、半斤之異，石膏有如雞子大、壹斤之別等，竹葉有壹把之量等，即可知其計量單位不壹。因此，今後的研究，不宜過分強調計量之考，而應以臨床為基礎，以實驗為手段，觀察不同劑量、不同比例的方藥療效。如以動物模型為實驗對象，進行古量、今量的比較，經典比例與變更比例的對照，或不同地域、不同氣候等因素對方藥劑量影響的比較等。廣泛引用各種先進手段的方法以研究之，可望獲得對臨床更有意義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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