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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註意
根據歷史經驗，美國可能會進入壹個更加“內向”的保護主義時期。拜登政府強調與中國的全方位競爭，可能會導致國際經濟機制的“空轉”。許多人對拜登政府能夠回歸自由開放的經貿政策的期望可能會落空。
文/王勇(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北京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
美國民主黨拜登政府上臺不久，其內政外交政策尚未定型。壹些國家尤其是歐洲國家對拜登治下的美國寄予厚望，希望美國真正回到多邊主義的道路上來，在多邊主義的旗幟下繼續發揮主導作用。
然而，特朗普上臺四年後，美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特朗普雖然走了，但特朗普煽動的民粹主義和保護主義情緒和勢力依然存在。世界還是那個世界，但美國已經不是那個美國了。壹些歐洲人對拜登本人及其執政團隊的期望很可能會落空。
拜登在2月4日的首次外交政策演講中指出，“外交和國內政策之間不再有明確的界限。我們在國外采取的每壹項行動都必須考慮到美國的工薪家庭。推進為中產階級服務的外交政策，當務之急是著眼於國內經濟的振興。”顯然，這種內政外交壹體化的原則將成為拜登政府處理對外關系和國際經濟關系的指導原則。
(美國總統拜登新華社/美聯)
首先，拜登本人的理念和民主黨的執政理念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從克林頓政府到奧巴馬政府，民主黨逐漸從保護主義政黨轉變為倡導自由貿易和開放投資的政黨，民主黨成為推動經濟全球化的重要力量。但美國經濟參與全球化的劣勢也逐漸顯現，主要是制造業就業規模大幅萎縮，美國經濟呈現國際化、服務業和金融化特征。中下層的收入水平沒有提高，貧富差距越來越嚴重。特朗普抓住機會，極力以美國為主，不斷攻擊自由貿易和中國，最終當選。特朗普的上臺和四年的操縱改變了美國的政治生態，民粹主義、經濟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成為主導力量。在特朗普政府的推動下，美國民眾普遍認為自由貿易和經濟全球化讓美國吃了大虧，支持美國打貿易戰的人數比例有所上升。
為了贏得大選，民主黨也接過了民粹主義和保護主義的大旗。過去民主黨支持自由貿易，主要是支持美國大資本向全球擴張的政策。現在，由於國內輿論環境的變化，拜登政府主張所謂的“中產階級外交政策”。政治現實和觀念的變化，註定了美國拜登政府會實施更多的保護主義措施，推動國際經濟秩序朝著服務於美國現有利益的方向演變。
其次，美國推動的任何國際經濟秩序的改變，都會受到國內政黨政治的影響和制約。
目前美國政壇有壹個幾十年未見的現象，就是民主，* * *兩黨為了選舉的利益和權力地位，都在打經濟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的牌。美國的政治兩極分化現象越來越嚴重。兩黨圍繞內外政策角力，美國上層精英與中下層民眾關系緊張。政治極化的動因來自美國的政治制度和選舉制度。兩黨考慮的重點不是建立意識和解決美國國內的嚴重挑戰，而是著眼於兩年後的中期選舉和四年後的再次總統選舉。
雖然選舉時間是美國最嚴重的時期，但特朗普仍然獲得了7400萬張普選票，可見美國民意的分裂和基本傾向。美國政黨政治和國會立法政治將制約拜登未來四年的國際經濟政策。
(圍欄後的美國國會山新華社/美聯)
第三，拜登政府上臺後，特朗普“美國優先”的政策很可能繼續執行，並推動全球供應鏈的重組。
特朗普從2018開始利用貿易戰，試圖將部分生產遷回美國，重振美國制造業，進而重組全球供應鏈。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給了川普政府壹個確保“公共健康”安全的理由，加速全球供應鏈重組，將醫療防護材料和藥品生產搬回美國。疫情期間，中國制造表現出很強的適應能力和供應能力，這讓很多美國政客決心將生產遷回美國，減少對中國制造的依賴。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拜登的執政將延續類似特朗普執政的路線，“公共健康”和與中國戰略競爭的原因將推動“購買美國貨”和“雇傭美國人”的“美國優先”政策。拜登政府的政策看起來會更溫和，可能會找到多邊主義和國際合作的“壹攬子”方案，但其政策可能是沒有特朗普的特朗普式對外經濟政策，至少在短期內是如此，這是美國國內政治造成的。
拜登政府將以“國家安全”的名義加大對創新和高科技產業的投資，同時加強關鍵原材料采購的本地化。美國將加大對稀土生產和研發的投入，將相關企業和技術遷回美國，減少對中國稀土的依賴。芯片、導彈、雷達等高科技產品都需要稀土。拜登政府中有人認為，近期與中國爆發大規模戰爭並非不可想象，美國必須做好戰爭準備。當然，這是最壞的結果。
第四，拜登政府可能對地區貿易和經濟壹體化采取消極政策。
很多人把希望寄托在拜登身上，希望他能回歸奧巴馬政府的政策，繼續支持美國積極參與甚至主導地區壹體化進程。受競選承諾影響，拜登政府很難在短時間內重返CPTPP和其他區域貿易自由化協定。拜登本人明確表示，短期內不會考慮區域貿易自由化的協議。我們知道，在過去三十年裏，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壹體化攜手發展。在美國的推動下，區域壹體化協定往往采用比WTO更高的市場開放標準，進而推動經濟全球化。
拜登暫時不參加地區自由貿易協定，會產生壹定的地緣政治和經濟後果。在亞太地區，美國無法重返CPTPP(全面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這將使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繼續發揮主要作用，但CPTPP在世界貿易中的影響力將受到限制。同時，美國基本不考慮加入貿易開放標準更低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RCEP)，進壹步加強了東盟、中、日主要經濟體的區域內貿易，從而推動東亞區域內貿易壹體化進程，最終促進亞洲經濟體在全球經濟中的崛起。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協定(TTIP)談判的失敗也會減少美國和歐洲的貿易總量，歐洲和其他地區的經濟會離美國經濟越來越遠。
廣泛依賴對美貿易的時代可能已經過去，全球貿易投資格局將重新洗牌，更多新的區域中心將出現。在最近的發展中，我們可以看到東盟與中國的貿易，歐盟與中國的貿易已經超過了中國與美國的貿易，也超過了美國與歐洲的貿易。美國的內向保護主義將削弱其在全球政治和經濟中的影響力，削弱其持續多年的霸權地位，多極時代即將到來。
(RCEP簽約儀式新華社/越通社)
第五，美國與多邊貿易體制的關系非常不確定。
美國曾經是多邊貿易體制的締造者和主導者，但隨著美國經濟的相對衰落和國內保護主義的擡頭，美國對現有的多邊經貿規則越來越不滿。美國人認為，中國和印度等新興經濟體從貿易中受益匪淺，但他們不願進壹步開放市場。美國過去主要是要求推動更大的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現在的政策可能更多的是保護主義，繼續強調買美國貨，雇傭美國人進行本地生產。這是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政策，正成為拜登新“中產階級外交政策”的關鍵部分。
拜登政府在重塑全球貿易秩序方面可能沒有那麽迫切。這是因為他們意識到在世貿組織下達成任何協議都是非常困難的。但美國政府有可能在新法官和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總幹事的任命上采取更靈活的態度，以挽救特朗普政府造成的美國反對多邊主義的聲譽。與此同時，拜登執政還可能在特朗普執政的基礎上增加對世貿組織規則和機制改革的要求，包括取消中國等國的“發展中國家”地位及其享有的貿易優惠待遇，加強對國有企業和產業補貼政策的約束。這些改革的目的是服務於美國的利益，增強美國企業在全球生產和貿易體系中的競爭力。
在他的第壹次外交政策演講中，拜登提出，“如果我們投資於我們自己和我們的人民，如果我們努力確保美國企業在全球舞臺上競爭並獲勝，如果國際貿易規則不對我們不利，那麽地球上就不會有任何國家，無論是中國還是地球上的任何其他國家，來保護我們的工人和知識產權。”拜登發出信號，美國應該確保國際經貿規則有利於美國企業和工人。在這方面，拜登政府可能會致力於推動現有世貿組織規則的轉變。
第六，拜登政府可能會對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改革產生負面阻力。
長期以來，美國壹直是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主要支配者。他們的政策主要反映美國的經濟、政治和外交利益，是美國外交政策的工具。其他西方國家，主要是日本和歐洲主要國家，也享受了更多的好處。二戰後，隨著日本和歐洲的經濟復蘇，他們逐漸從美國那裏獲得了壹定的權利。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中國和印度等新興經濟體要求改革多邊經濟組織。美國采取了更多的防禦政策，而不是開放政策。早在奧巴馬政府時期，美國國會就抵制了接受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份額改革的要求和計劃。
美國的不合作毀了改革計劃，增加了新興經濟體對現有多邊機制的不滿，同時催生了中國倡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金磚國家參與的新開發銀行的成立。這些由新興經濟體主導的新型多邊開發機構打破了美國和西方的壟斷地位，無論其自我定位是對現有多邊經濟體系的“補充”，但實際上新舊機制之間存在競爭關系。
以AIIB為例。自成立以來，世界上所有主要經濟體都參加了AIIB。在主要經濟體中，只有美國和日本尚未加入。美國和日本之所以選擇不加入，並不是因為缺乏財政資金，而是把新興的開發和融資機構視為與美國主導的現有多邊機制的競爭。拜登政府是否會采取更加開放的措施，擴大新興經濟體的份額比例和投票權重，還是未知數。但考慮到美國國內政治的局限性，任何公開的改革方案都會遭到美國國會的反對。
第七，拜登政府不清楚以美元為基礎的國際貨幣體系和20國集團的政策。
目前，我們還沒有看到拜登政府對20國集團作用的立場。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G20升級為峰會，成為全球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的“主要平臺”。特朗普上臺後，這個體現經濟多極化的更加開放的政策協調平臺被忽視了。特朗普本人並不重視這個平臺，也不想被它過度束縛。拜登的執政可能會提高美國對G-20機制的重視程度，使其成為發揮美國國際經濟領導力和約束相關國家的平臺。
未來幾年對國際經濟秩序影響很大的壹個問題是美元泛濫。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許多國家都投入了大量流動性來維持本國經濟的正常運行。由於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國幾乎無限擴張流動性，拼命印鈔。此外，美國負債率過高，美國經濟可能出現比較大的金融泡沫，而世界市場上以美元計價的大宗商品價格可能飆升，從而擾亂全球經濟秩序。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將成為美元流動性泛濫的受害者，為美國的經濟調整買單。因此，如何防範國際流動性過剩特別是美元泛濫帶來的風險，防範流動性過剩引發的金融泡沫，防範新壹輪金融體系風險，可能成為2021年G20的重要議題。能否在這方面得到美國貨幣金融當局的合作，還是未知數。美國是否願意受多邊協調機制的約束將是壹個重大問題，也將是檢驗拜登政府國際經濟政策的機會。
第八，拜登政府與中國的“全方位”競爭將影響國際經濟秩序的走向，給全球經濟帶來不穩定因素。
受國內政治制約，拜登政府將中國視為“全方位”的競爭對手。在2月4日的首次外交政策演講中，拜登指出，“我們也將直接應對我們最強大的競爭對手中國帶來的挑戰，這些挑戰來自我們的繁榮、安全和民主價值觀。我們將面對中國經濟的劣勢；反對其侵略性的強制行動；反擊中國對人權、知識產權和全球治理的攻擊。”拜登政府非常重視來自中國的競爭。
拜登認為中國是“最嚴重的競爭對手”，但不是敵人。拜登政府與中國發生“新冷戰”的可能性比特朗普政府大大降低，但會加強與中國的競爭。比如，他提出召開全球“民主峰會”，企圖削弱中國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影響力；我們會修復對付中國的同盟，用國際經濟機制捆綁中國。雖然中美可以暫時擺脫“完全脫鉤”的前景，但拜登防範和抗衡中國的努力，可能會使國際經濟秩序壹旦失控，面臨“空轉”的危險。
出於這種擔憂，歐盟領導人和聯合國秘書長最近聯合呼籲建立“多極”世界體系。只有建立壹個真正的多極世界，依靠多邊機制，才有可能防止美國這個“霸權”國家為了維持單極霸權而傷害快速發展的競爭國家，對全球經濟秩序造成負面影響。中美雙方都應該認識到，尤其是美國，對全球經濟穩定和繁榮負有特殊責任，美國需要更加理性和客觀地看待中國不斷上升的實力和影響力。
(壹名醫護人員在土耳其安卡拉準備接種中國新冠肺炎疫苗。新華社發穆斯塔法·卡亞攝)
總之，根據歷史經驗，美國可能會進入壹個更加“內向”的保護主義時期。
拜登政府受到國內保護主義、政黨政治和選舉政治的束縛，其國際經濟政策將更傾向於保護主義，繼續推進“美國優先”政策，推動全球供應鏈重組，重振美國制造業。
拜登政府認為，任何外交政策都應該立足於國內，外交政策不能是“空中樓閣”，不能建立在“海灘”之上。美國仍然擁有世界第壹的軍事機器，並通過咄咄逼人的軍事安全態勢加強其國際經濟競爭地位。
至少在短期內，美國會對參與地區貿易自由化安排和更加開放的投資政策持謹慎和消極態度，這必然會削弱美國對地區和多邊經濟體系的影響力。
拜登政府強調與中國的全方位競爭，可能會導致國際經濟機制的“空轉”。許多人對拜登政府能夠回歸自由開放的經貿政策的期望可能會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