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百多年前，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合著的《***產黨宣言》中說過這麽壹段話：“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曾經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它第壹次證明了，人的活動能夠取得什麽樣的成就。……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壹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壹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1]在後來的政治經濟學研究中，馬克思通過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二重歷史作用的考察，在著重指出資本主義生產的壞的方面的同時，又不止壹次地肯定了資本主義發展生產力的偉大歷史作用，[2]指出：“發展社會勞動生產力，是資本的歷史任務和存在理由”，[3]“資本是生產的，也就是說，是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重要的關系。只有當資本本身成了這種生產力本身發展的限制時，資本才不再是這樣的關系”。[4]馬克思逝世壹百多年來，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資本主義在發展社會生產力方面又有了長足的、巨大的進展，這就向人們提出了壹個問題，即資本主義是靠什麽“魔力”，呼喚出、創造出如此巨大的社會生產力呢？這個問題，正是本節所要探討和說明的價值生產的擴張性問題。
我們先來比較資產階級和它之前的奴隸主階級、封建地主階級在歷史上所起作用的異同。人們通常認為，資產階級和奴隸主階級、封建地主階級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在性質上是壹樣的，即它們都是歷史上更替出現的新的生產力代表。這種認識固然不錯，但卻顯得過於壹般。之所以顯得過於壹般，是因為它是以“五形態說”作為立論的基礎的。而當我們把視野從“五形態說”轉向“三形態說”時，我們就會發現，資產階級之所以能起偉大的歷史作用，除了它是新的生產力的代表這壹壹般原理外，還有更深刻的原因，這就是，資產階級是和商品市場經濟連在壹起的，而奴隸主階級、封建地主階級則是和自然經濟連在壹起的，它們借以活動的歷史舞臺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社會生產類型。正是這兩種不同的社會生產類型，決定著它們在歷史上所起作用的巨大差別。為了進壹步認識這壹點，就需要比較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的不同。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根本區別，在於前者是以使用價值為基礎的生產，社會財富的表現形式是使用價值；而後者是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生產，社會財富的表現形式是價值。人們對使用價值的追求和滿足是有限度的。這正如馬克思所說的：“如果在壹個社會經濟形態中占優勢的不是產品的交換價值，而是產品的使用價值，剩佘勞動就會受到或大或小的需求範圍的限制，而生產本身的性質就不會造成對剩佘勞動的無限制的需求。”[5]在自然經濟中，由於社會財富的表現形式是使用價值，所以，人們對物質財富的欲望只能是對具體物品的“享受欲”。使用價值是直接用於生活消費的財富，而消費在主觀上受到人的生理功能的限制，在客觀上受到具體勞動的發展程度和產品形態的限制，因而對使用價值的“享受欲”是壹種相對有限的欲望。這種相對有限有需求欲望，決定著自然經濟中的生產只能是對原有生產的簡單復制，決定著人類社會和人類自身只能以緩慢的速度發展。隨著自然經濟發展為商品經濟，財富的經濟形式和生產目的由使用價值發展為價值，對財富的欲望就發生了壹個根本的、歷史性的變化；具體的、相對的“享受欲”，轉變為抽象的、絕對的、“致富欲”。增殖價值就是賺錢，就是追逐貨幣。貨幣是抽象勞動的化身，是整個財富世界的代表；對貨幣的欲望不是對具體物品的欲望，而是對勞動壹般的欲望；不是質的欲望，而是量的欲望。“貨幣不僅是致富欲望的對象，同時也是致富欲望的源泉”。[6]總之，以價值增殖、以擴大貨幣量為目標的致富欲，是壹個從有限向無限運動的無止境的過程，是絕對的、無限的欲望。這種絕對的、無止境的致富欲望，使商品經濟這壹社會生產類型包含著無限發展生產的內在沖動。從歷史上看，商品經濟的發展造就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又為商品經濟本身所具有的價值擴張性，從而無限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內在沖動提供了充分展示的舞臺。對此馬克思已做過高瞻遠矚的深刻論述，[7]同時，也已為幾百年來資本主義的發展所證明。然而，由於在壹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直接重叠在壹起的，這就使人們產生了壹種誤解，好象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是依賴於商品市場經濟，而是商品市場經濟依賴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並且由此產生了把商品市場經濟看成是資本主義的專利，進而在社會主義國家排斥商品市場經濟的偏見。今天，當人們終於改變了這種偏見，認識到商品市場經濟本身並不具有社會制度屬性的時候，我們不能不重新審視商品市場經濟推動生產力發展的真正奧秘所在。這種奧秘不是別的，它首先來自於商品市場經濟的價值生產特征。正是價值生產本身所具有的擴張性，造就了商品市場經濟無限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內在沖動。
迄今為止最有效的資源配置方式
在社會經濟活動和經濟發展中，社會資源具有稀缺性。如何有效，合理配置社會資源，是經濟學的壹個最基本的命題，在經濟學的研究中歷來有著重要的地位。所謂資源配置，是指經濟中的各種資源（包括人力、物力、財力、土地）在各種不同的使用方向之間的分配。它所要研究和解決的是在既定資源條件的約束下，根據當時特定的技術條件和經濟發展水平，在各種可能的用途之間最有效地配置稀缺資源，以便使這些資源生產出盡可能多的為社會所需要的產品和勞務。按作用的範圍劃分，資源配置可以分為壹個生產單位內部的微觀配置和生產單位之間的社會配置。就後者而論，按照基本的配置方法，可以劃分為兩種社會資源配置方式：壹是以行政手段為基礎的行政配置；二是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的市場配置。采取市場配置方式的經濟通常被稱為“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采取行政配置方式的經濟往往被稱作“計劃經濟”，但由於“計劃經濟”是壹個有歧義性的概念，在比較經濟學中又稱為“統制經濟”或“命令經濟”。
以上兩種配置方式，究竟哪壹種能合理、有效地配置社會資源，或者說，兩種配置方式孰優孰劣，只有通過它們之間的比較才能夠判明。從純粹理論的角度看，完全自覺的、經過精確計算的、由壹個權威機構按照計劃實施的資源配置方式，應該是最優的資源配置方式，因為它是無波動的、最節約的、效率最高的配置方式。但是要做到這樣的計劃配置必須具備如下兩個前提條件：第壹，計劃機關對全社會的壹切經濟活動，包括物質資源和人力資源的狀況、技術可行性、需求結構等擁有全部信息（完全信息假定）。第二，全社會利益壹體化，不存在相互分離的利益主體和不同的價值判斷（單壹利益主體假設）。前壹個條件是否具備關系到編制的計劃是否反映客觀實際；後壹個條件是否具備關系到計劃能否準確順利地執行。在可以預見到的階段內，至少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上述兩個條件都是不具備的，因此，采取這種資源配置方式，無論在作出決策和執行決策時，都會遇到難以克服的信息方面的障礙和執行方面的困難。
從信息機制方面說，我們這個時代是“信息爆炸”、瞬息萬變的時代。要把發生在全社會各個角落的有關生產、流通、消費、需求產生的巨量信息及時收集、傳輸到計劃機關去，是很難做到的。即使做到了，要在以日、月計的時間內求解壹個含有天文個數字變量的均衡方程組，將計算結果變成壹個統壹的、各個部分互相銜接的計劃，並把它層層分解下達，也是根本不可能的。從執行機制方面看，采取行政方式配置資源的困難更大，這幾乎是不言而喻的。它來源於這樣壹個基本的現實，即在社會主義階段，每壹個經濟活動的當事人，包括計劃的制定者和執行者，都有他們自身的利益。這種利益同社會的整體利益經常有矛盾。於是他們在提供信息、編制計劃和執行計劃的過程中，免不了有意識無意識地受到自身局部利益的影響而發生偏離。因此，這壹條件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也是不可能得到滿足的。
由於計劃經濟（行政）方式配置資源在理論和現實之間存在著不可克服的矛盾和困難，使它在實際運行過程中不可避免地產生出種種弊端，例如短缺經濟、大起大落、經濟缺乏活力等，這已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所證明。在經歷了長期的緩慢發展和種種挫折之後，人們不得不放棄行政計劃方式而轉向嘗試把市場經濟作為配置資源的基礎性方式。
為了與行政計劃配置資源方式的考察相對應，我們也先從純粹理論的角度考察市場經濟配置資源方式的特征。我們知道，市場經濟的壹般特征是以企業自主為條件的，以市場關系為基礎並受市場機制調節的。所謂市場機制，主要是指價格機制、供求機制和競爭機制。在它們的***同作用下，市場配置資源方式表現出以下特點和優點：第壹，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決策是分散的。分散決策使每個經濟主體只需要獲得與自己的生產經營活動有關的信息而不必獲得全部信息。這就解決了社會化大生產中信息廣泛發生同集中收集、處理的需求之間的矛盾。第二，各種資源配置決策不是靠行政權力由上到下地貫徹，而是由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經濟活動當事人根據市場信號，通過自己的計算自主地做出並自願執行的，因此在執行上也不存在困難。第三，市場經濟配置資源的最大問題是能不能對分散的決策進行協調。在完全競爭和價格反映供求狀況的條件下，是能夠進行協調的。首先，供求力量的相互作用使壹種產品的市場供求達於均衡，並確定均衡價格和產量。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使得廠商生產消費者所希望的品種和數量，因為按照這種方式進行節約生產的廠商都會得到優厚的報償，而無效率的生產者則被淘汰，使得生產中的浪費和無效率降低到最低限度。其次，價格的變動作為自動的信號來協調各個決策者的活動，通過這種協調作用，使供求狀態的改變能導致有效地配置資源。具體分析如下：（1）當某要素市場的需求大於供給出現短缺時，則價格必定上漲。在這種情況下?最不急需的廠商首先退出該要素市場，最急需的廠商則願意按上漲了的價格購買，從而促使需求適應於供給情況。其結果，是稀缺資源將分配給使用它們最富有成效的，也就是最能盈利的廠商。而不能充分有效地使用資源的廠商將因價格機制的作用放棄這種要素而退出市場。（2）緊缺資源價格上漲，導致使用緊缺資源而生產出來的消費品的價格也必定上漲，於是，個人消費者和公***消費者就會減少對這種消費品的需求量，這樣壹來，供求矛盾也可以因需求量的相應減少而緩和。（3）市場經濟是開放經濟，其開放性可以以資源優勢彌補資源劣勢，即通過地區之間和國家之間的資源轉換（在供求規律和價格機制的作用下）來解決資源短缺問題。
從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市場經濟的有效運轉也必須滿足兩個前提條件：第壹，企業的數目足夠多並能自由進入，不存在壟斷（完全競爭假定）；第二，價格足夠靈活，能夠及時反映資源的供求情況（價格靈敏性假定）。這兩個條件不具備，市場經濟也難以發揮有效配置資源的作用。從市場經濟的實際運行情況來看，以上兩個前提條件也不可能完全滿足。不過，和集中計劃經濟下的情況不同之處在於，它們有可能近似地得到滿足。例如，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完全競爭的市場不可能存在，但壟斷並不能消除競爭，因此，不完全競爭的市場，或稱競爭性市場還是有可能存在的；價格對資源的供求狀況作瞬時反映是做不到的，但是在競爭性市場的條件下，它們是能夠大體上反映各種資源的相對稀缺程度的，如此等等。除此而外，市場還存在著其他壹些缺陷（我們將在下壹章中敘述），但是，這些缺陷是可以在壹定程度上由政府進行幹預和宏觀調控來彌補的
也許有人會提出，既然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都存在著缺陷，把它們互相結合起來不是就能夠做到最合理、最有效地配置資源了嗎？這種主張作為壹種良好的願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為壹種經濟體制，究竟是以計劃為基礎，還是以市場為基礎，卻是有著本質上的不同。它反映了這樣兩種不同的指導思想：以計劃為基礎的經濟體制的指導思想是，政府有能力配置資源，但政府力量不足，所以要讓出地盤讓市場拾遺補缺；以市場為基礎的體制的指導思想是，市場能夠配置資源，但有局限性，所以要由政府來做市場做不到的事。可見，
這兩種體制和兩種不同的指導思想是不能調和的。
總之，兩種資源配置方式雖然不可能完全具備滿足各自有效運行的前提條件，但這種不具備有很不相同的情況，即前者的條件是完全不可能具備的，而後者的條件則有可能具備。因此，市場經濟配置資源的方式是相對地有效的，它是迄今為止最好的資源配置方式。
公平新觀念：機會均等
公平問題，歷來被認為是經濟學中最困難的問題。這不僅是因為公平是壹個歷史的概念，不是抽象的、壹成不變的，而且還因為它涉及到人們的價值判斷，而價值判斷中又滲透著利益的因素。
迄今為止，我們知道的公平原則主要有三種：其壹，市場經濟的公平。在前資本主義時代，這種公平只是在極其有限的範圍內實現的；在資本主義時代，由於商品經濟的普遍化而成為全社會的普遍原則；其二，生產資料社會占有的公平。這是資本主義轉化為社會主義之後實現的原則；其三，自由自覺地勞動和充分滿足人的普遍需求的公平。鑒於這是只有在***產主義社會才能實現的原則，因此，我們這裏只敘述前兩種公平原則。
市場經濟的公平原則。市場經濟的公平原則是隨著商品經濟的不斷發展而確立的。在商品貨幣關系壹般中，就已經包含著這種公平原則的基本內容。首先，商品經濟是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為標誌的社會形態，它確立了各個商品生產者的獨立和經濟上的平等地位；其次，它確立了商品生產主體經濟行為的自由。商品經濟以獨立的所有權為前提，以等價交換為原則，以自由競爭為條件，本質上是壹種自由的契約關系，要求意誌和行為的自由，即排除超經濟強制，完全自願的交易，任何壹方都不使用暴力。對此，馬克思曾經作過精辟的論述：“如果說經濟形式、交換確立了主體之間的全面平等，那麽，內容，即使人們去進行交換的個人材料和物質材料，則確立了自由。可見，平等和自由不僅在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交換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換價值的交換是壹切平等和自由的生產的、現實的基礎。作為純粹觀念，平等和自由僅僅是交換價值的交換的壹種理論化的表現；作為在法律的、政治的、社會的關系上發展了的東西，平等和自由不過是另壹次方的這種基礎而已。”[8]
隨著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商品貨幣關系壹般中所包含和要求的平等自由，演化成壹種社會公認和普遍接受的平等原則，即機會均等。所謂機會均等，就是每個經濟行為主體在市場競爭中和其他場合享有同等的參與機會、獲勝機會、選擇與被選擇的機會。這種機會面前的平等，不承認任何種族、性別、年齡的差別，更不承認那種由血統、門弟、宗法關系所決定的封建等級和特權。它只承認勞動者在個人自主活動能力和努力程度方面的差別，也就是說，具有同等能力，又付出同等努力的人，可以獲得同等的機會。機會均等至少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壹是競爭起點的同壹；二是競爭規則的同壹；三是不存在人為的障礙，包括壟斷。因此，就其實質來說，它是壹種起點和條件的平等。它要求每個人都站在同壹“起跑線”上參與市場競爭，並且排斥壹切特殊權利，反對壹切權利依附。同時，機會均等本身又是壹條效率原則，它所強調的不是現有財富的平均分配，而是使社會財富的不斷增長，人的才能有平等的充分發展的機會。因此，效率優先不過是機會均等要求的題中應有之意。
商品市場經濟充分發展的第壹個社會形態是資本主義社會。伴隨著勞動力淪為商品而產生的雇傭勞動制度，商品經濟所確立的平等只具有形式上的意義。盡管如此，比起前資本主義階級社會中的以等級特權為基礎的不平等，它仍然是歷史的巨大進步。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公平原則。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實現了勞動者在生產資料占有上的平等。這種平等，比起以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為基礎的雇傭勞動制度，是壹種質的改變。但是，由於公有制采取了國有國營的形式，從而在分配上采取了政府直接分配的形式；由於長期的產品經濟模式和高度集中統壹的計劃經濟體制與生產力的實際發展水平不相適應，使這種平等在實際運行中發生了變形。其集中表現就是產生了以損害經濟活力和效率為代價的吃大鍋飯的嚴重的平均主義。這種社會成員政治地位平等基礎上的分配均等，即平均主義，長時期內成為我國社會中公認的和普遍接受的公平原則，甚至被強化成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而成為我們民族的壹種心理積澱，對我國經濟的運行的人的發展產生了嚴重的消極影響。今天，我們要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必須從觀念上對這種吃大鍋飯的平均主義公平原則予以更新。應該認識到，分配均等與機會均等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分配均等是壹種結果平等，強調的是對現有財富的平等分配，實際上是壹種狹隘的平等觀。它與小生產的平均主義相聯系而與建立在社會化大生產基礎上的市場經濟公平原則格格不入。因此，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下的市場經濟，現實的社會公平原則只能是市場經濟機會均等公平原則和生產資料公***占有原則的疊加。前者主要在壹次分配中由市場機制來實現，後者主要在二次分配中由政府調節來實現。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們強調機會均等的平等觀，對根除我國長期存在的狹隘的平均主義傳統觀念，是十分必要的。但與此同時，我們也要兼顧結果平等問題，防止兩極分化，以保證社會平等目標的實現。***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則是我們走向***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市場經濟的生命源泉：經濟效率
改革開放以來，“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作為壹種全新的市場經濟觀念，很快由深圳風靡全國。它突出地反映了市場經濟“效率優先”的原則。如果我們做另外壹種解釋，把效率視為市場經濟的生命，大概是不會有人反對的。實際上，效率也確實是市場經濟的生命源泉所在，市場經濟只所以歷幾百年而不衰，維持它的生命的，使它的生命具有活力的就是效率。
經濟學中的效率概念實際上就是資源的合理配置問題，它分為二個層次：第壹個層次是“資源分配效率”，也有人稱它為“宏觀效率”。指的是如何在不同生產單位，不同區域與不同行業之間分配有限的經濟資源，即如何使每壹種資源都能夠有效地配置於最適宜的使用方面和方向上。這壹層次含義上的資源配置效率在本章第二節中已有所述。
第二層次的效率概念是“資源運用效率”，也有人稱之為“生產效率”。這就是狹義上的效率概念，通常人們所說的效率多是指這種狹義上的效率概念。其含義是指壹個生產單位、壹個區域或壹個部門如何組織並運用供給有限的資源，使之發揮出最大的作用，從而避免浪費現象，用既定的生產要素生產出最大價值的產品。
市場經濟只所以有效率，在於它的競爭機制，正如著名經濟學家羅賓遜夫人指出的，市場“制度的真正優點是：競爭在維持著生產的無形紀律。”在競爭中，優者勝，劣者汰，這種優勝劣汰的標準不是主觀的，而是客觀的，其標準就是生產某種產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或社會資源平均耗費水平。達到或高於社會平均水平的，才能被認為是有競爭力的，否則，將會被無情地淘汰。因此，在同樣的資源耗費情況下生產出更多、更好的為社會所需要的產品，具有更高的效率，作為競爭的規律就表現出來。同時，社會必要勞動或者社會平均資源耗費水平又是通過競爭形成的，處於不斷變易的過程中，這又對生產者產生了壹種外部壓力，促使它們不斷地更新技術，運用新材料、新工藝、提高管理水平，以不斷達到或超過社會平均水平。最後，生產經營者之間的競爭最終要通過市場來體現，在市場上，消費者是真正的上帝，生產經營者生產的產品、提供的勞務的價值能不能實現，實現的情況如何，都要靠消費者的“金錢選票”來決定，這就迫使生產經營者按照消費者的需求來生產，並創造出新的為消費者接受的需求，從而達到生產和消費之間的均衡，實現資源的有效合理配置。
在市場經濟中，競爭是通過人們對獲取更多收益的追求而驅動的。它必然帶來並要求人們之間收入上的差距，否則，不會有效率的提高，不會有資源的合理配置。市場機制就象鐵面無私的判官，誰能幹，肯幹，誰付出更多的努力，做出更多的貢獻，誰就會得到更多的報酬。這種差別境界，正是市場機制有效率的奧秘所在，它使人不僅從絕對值上（報酬和收益）得到客觀物質上的滿足，而且從相對值（與群體其他成員比較）上得到觀念上的滿足，從而成為激勵勤奮者的動力和鞭策懶惰者的壓力，由此促進效率的提高。
市場經濟的效率來自於它的競爭機制，要保證競爭的順利進行，就必須使競爭建立在公平的基礎上。在上壹節中我們曾經指出，市場經濟的公平原則是機會均等，同時，機會均等本身又是壹條效率原則，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機會均等本身已經暗含著結果上的不均等，它“默認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權”。在壹般情況下，機會均等所產生的正常的收入不均等與效率的關系是正向相關的。因為在機會均等的條件下，收入的差別正好反映了貢獻的大小。對貢獻大的人給予較高的報酬，可以鼓勵他做出更多的貢獻，對貢獻小的人只給予較少的報酬，則會促使他努力工作以取得較多的收入。這樣做的結果，把對社會的貢獻與個人利益結合在壹起，就會促使整個社會效率的不斷提高。如果象舊體制下的平均主義大鍋飯那樣，幹多幹少壹個樣，幹好幹壞壹個樣，幹與不幹壹個樣，其結果必然是嚴重地挫傷人們的積極性，扼殺人們的進取精神和創造力，造成既無公平又無效率的停滯局面。正如美國著名學者阿瑟·奧肯所說的：最重要的是，市場上的獎勵為工作積極性和生產貢獻提供了動力。而缺少這些，社會便不得不翻來復去地選擇那樣刺激——有些是不可靠的，如利他主義；有些是危險的，如集體主義的忠誠；有些是不能忍受的，如強制或壓迫。設想壹下，國家將不再關心自身的成就及對積極性的刺激；果真如此的話，下層的生活水平將與權勢階層的生活水平壹同下降。”[9]
當然，如果收入的差距過大，以致超過了人們所能忍受的限度，使處於不同收入階層的人們的社會地位發生了變化，乃至影響到社會的安定，那樣會導致效率的下降。在這種情況下，社會就有必須調整分配政策，以較大程度的收入均等換取較小程度的效率損失。不過，這已經超出了市場機制發生作用的範圍。對此，我將在下文中闡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