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稅收時，可以以銀錠形式交付，比如來源於市舶的白銀賦稅"二千二百五十四兩"。
白銀與銅錢的比價是逐步上升的，從每兩1貫持續上漲至2-3貫
北宋初期的米價大約在每石300文到600文之間，中期（仁宗年間）在600文到700文之間，南宋初期米價則在2貫左右。那麽以此推算北宋末年宋徽宗期間大約每石1貫左右應該算比較合理的。如果按現今大米價格每公斤2.5元來計算，宋代壹石大米59.2公斤合148元，也就是算1貫銅錢合148元人民幣。
然後在和白銀比，也就是說，大約壹兩白銀能買大約60公斤米
宋代300多年的歷史上，“以銀計價”的現象由僥至顯，逐步發展。北宋時期白銀廣泛用於與其他商品互換，但直接以銀計價的記載，仍屬於零星、偶然。
南宋時期把白銀作為計價標準，用銀計量多種商品價值、表現商品價格的記載大量增加。兩宋時期白銀的價值尺度職能，經歷了100多年的孕育、積累，在南宋得到了初步發揮。壹8691(2009)05?0129-05唐宋以降，白銀在中國貨幣史、中國經濟史上的地位日漸上升，對國計民生的影響不斷加深。
學術界對宋代的白銀使用及其與貨幣的關系展開了深入研究，取得了壹系列重要成果。
但對宋代白銀貨幣化程度的認識，仍存在不少爭議和疑慮o。究其主要原因之壹，是對宋代白銀發揮價值尺度職能的主要表現形式之?“以銀計價”史料的挖掘、解讀有壹定局限，因而對白銀發揮價值尺度的理解，仍有較大分歧⑦。本文擬在進?步搜集有關材料的基礎上，①如彭信威先生認為，兩宋“白銀只作大數目的支付。
不用來表示物價南宋流通銀會子的區域可能是例外。但在全國看來，民間的日常交易，不用白銀所以不能說是十足的貨幣”。(《中國貨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334頁)高聰明認為：“因為白銀在宋代商品貨幣經濟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可以說宋代以後白銀的貨幣化是從宋代開始的，白銀貨幣作用的加強是宋代商品經濟發展的重要標誌。”(《宋代貨幣與貨幣流通研究》，河北大學出版社，2000年，67頁、82頁)。②較早從貨幣職能出發，探究中國古代史上以銀計價問題的，是日本學者加藤繁博士。他在“《宋會要》還沒有影印，其中的食貨部分的抄本也還沒有帶到日本來”，“《四庫珍本初集》和《四部叢刊續編》等也沒有出版．宋人文集類的利用很是不便”，資料的搜集“調查也很不夠”的情況下(《南宋時代銀的流通以及銀和會子的關系》，《中國經濟史考證》，第二冊，商務印書館，1973年，88頁)，出版了《唐宋時代金銀之研究》。書中就宋代以銀計價方面，舉出了3條用白銀表示物價的例子，並據此認為唐宋時期金銀均發揮了貨幣的作用，但畢竟用以表示物價的例子不多。此後，他“等到這些文獻出版，就加反復地檢查考察，結果，往往發現往年的研究有不完備不徹底的地方”。於1944年撰寫了《南宋時代銀的流通以及銀和會子的關系》壹文。但遺憾的是，在該文中他沒有再按貨幣職能展開論述。國內學者中，馬力先生《論宋代白銀貨幣化問題》(《宋遼金史論叢》第l輯)壹文，曾較為系統地探討了白銀的貨幣職能，並就價值尺度方面補充了兩條重要史料，壹條是南宋接待金朝使臣須招待頓食、點心，不吃飯則折錢，“若折錢，使副折銀三兩三錢，都管九錢壹分，”另壹條是隆興初“客人於鎮江算請鈔壹袋。合納正錢通貨錢壹十七貫六百文足。只用銀五兩三錢，每兩官價三貫三百文入中”。汪聖鐸先生主編的《兩宋貨幣史料匯編》(中華書局，2004年，458頁)，專列“金銀用為價值尺度”壹目，***收錄了5條史料，其中4條已見於加藤繁和馬力的論述，另壹條為黃金，並省去了上述馬力使用過的南宋隆興初鎮江以銀算鈔的材料。收稿日期：2009?05--05基金項目：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宋明城鄉市場發展與貨幣流通格局的演進”(項目號：05052)的階段性成果。作者簡介：王文成(1966～)，男，史學博士，雲南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研究員。
129集中就兩宋“以銀計價”的史料作進壹步索考、闡釋，以期對深化宋代白銀貨幣化的研究有所裨益。壹、北宋時期的“以銀計價療由於“自然界並不出產貨幣，正如自然界並不出產銀行家或匯率壹樣”?陽蜘，貨幣對於白銀來說，不是壹種天然屬性，而是壹種社會屬性。因此，“貨幣做為價值尺度，是商品內在的價值尺度即勞動時間的必然表現形式”[21tpll2)。“以銀計價”，即直接以銀為標準，用白銀計量商品和財富的價值，表現商品價格。這是白銀履行價值尺度職能的主要方式之壹，對探究白銀的社會角色是否完成從商品向貨幣的轉變，是否實現貨幣化，具有決定性意義。查考有關文獻，宋朝開國之初，白銀即已用於與多種商品交換。如建隆二年(961年)，宋廷“命左諫議大夫劉熙古詣晉州制置礬，許商人輸金銀、布帛、絲棉、茶及緡錢，官償以礬”嘲'85翻。乾德二年(964年)宋廷榷茶，“諸州民有茶附折稅外，官悉市之，許民於京師輸金銀錢帛，官給券就榷務以茶償之”舊沸56謄)，等等。但是，在白銀已參加多種商品交易的記載中，大多都沒有留下“以銀計價”的記載。甚至整個北宋時期，直接“以銀計價”的例子，也為數不多。
據筆者所見，在壹定程度上把白銀作為財富計量標準的記載，較早的事例可能出現在康定元年(1040年)。當時淮南提點刑獄郭維奏稱：“川峽素不產銀，而募人以銀易鹽。又鹽酒場主者亦以銀折歲課，故販者趨京師及陜西市銀以歸。
而官得銀復輦置京師，公私勞費。請聽入銀京師榷貨務或陜西並邊州軍，給券受鹽於川陜，或以折鹽酒歲課。願入錢，二千當銀壹兩。詔行之。既而入銀陜西者少，議鹽百斤加二十斤予之，並募入中鳳翔、永興。”plof183謄)從這壹記載來看：第壹，由於川峽鹽酒課稅長期折征白銀，宋廷為了吸引商人到京師和陜西並邊州軍入納白銀，把折征的課銀作為標準，對願入納銅錢者，實行了按每兩2貫的比例，折算應納銅錢的辦法。第二，“議鹽百斤加二十斤予之”說明，在京師和陜西並邊入納白銀的商人，可能是至四川運銷食鹽的商人，至少他們與鹽商關系密切。
入納白銀，實質上是異地購買川鹽。加鹽之法，屬於降低鹽價、獎勵商人入納的措施。
於是，在白銀與川鹽之問，白銀又具有了計量川鹽價值的含義。盡管這可能是康定元年宋夏戰爭期間，西北和京師白30銀緊缺條件下，宋廷臨時采取的措施，且效果似乎不佳。
但應該說，白銀已偶然地成為京師及陜西並邊入納銅錢、四川出售食鹽的計價標準。此後，元豐三年(1080年)六月癸卯，三司在言及河北糴便糧草時稱：河北糴便糧草改行見錢法後，又曾“別立草料錢，以銀縮絹及茶本錢折”。但由於商人無利，“遂增草料虛錢”，並曾壹度“以銀、觸、絹估直”嗍沸305翻。這裏所增的草料虛錢，似乎與通過銅錢計價、以“銀觸絹及茶本錢”折價支付的草料錢有所不同。而且因為“鈾絹本非河北商人所須”，實際用於“估直”?計量草料價值的，已有可能是白銀。當然，在這裏仍難以排除白銀與草料均用銅錢“估直”的可能。
與前壹事例相比，這已是40年後出現的情況，但“以銀計價”的含義，似乎仍較為模糊。延至北宋末年，金人圍開封，宋廷被迫承諾以巨額金銀犒軍。李若水在劄子中記錄了宋臣們對犒軍金銀的議論，稱：“城下所許金銀，臣等初不知其的數。既見館伴說，乃知如此之多，遂痛言當初使人不量朝廷有無，胡亂許耳。今庫藏已竭，那裏得來。”在這樣的情況下，金人曾有言：“若果是無時，以他物準折。”嘲55奄)從這條記載看，似乎金人已將白銀置於價值尺度的位置上，把白銀的數量作為計算標準，允許用其他商品折價充抵白銀。而當汴京確實難以括出足夠的白銀時，金人的主張在汴京正式付諸實施：宋廷“又以象、玉、珠、犀、腦、麝、沈、檀之屬，準折金帛之數”舊沸59暑)。李若水所記不虛，而“金帛”之數成為標準也確實發生了，白銀似乎在壹定程度上發揮了價值尺度的作用。與上述情況不同，北宋文獻中白銀參與交換，並在交換中與其他商品壹道，用銅錢計價的事例，卻不勝枚舉。如景德二年(1005年)改茶法，實行的是“其於京師入金銀綿帛直錢五十千者，給百千實茶。河北緣邊入金帛芻粟，如京師之制，而增茶十千，次邊增五千。河東緣邊、次邊亦然，而所增有八千六千之差。陜西緣邊亦如之，”四滯60．)。
這裏無論宋廷出售的專賣物資茶葉，還是商人換取茶葉的金銀綿帛，無壹例外均首先用銅錢計價，然後互換。又如天聖四年(1026年)淮南制置發運使方仲荀與屯田員外郎辛惟慶奏準，將“閩侯官十二縣***管官莊壹百四。熟田千三百七十五頃八十四畝”，“估錢三十五萬貫”，賣給二萬二千三百名佃戶時，明確規定既可“送納見錢”，也可以用“但堪供軍金、銀、納、絹依市價折納，如願壹並納足價錢，亦聽從便”川c垤六三之壹七五)。宋廷出售的官田，與佃戶購買時付出的金銀納絹，同樣首先用銅錢計價，然後互換。由此觀之，北宋時期白銀雖已廣泛參與市場交換，可能零星、偶然地被用作計量商品價值的標準和尺度，在壹定程度上具有了“以銀計價”的意義。但直接“以銀計價”的記載有限，且有關事例發生時的背景也多少有些特殊。如果以此判斷白銀是否已履行價值尺度職能，確實顯得依據不夠充分。二、南宋時期的“以銀計價”如果說北宋時期“以銀計價”的事例較為少見的話，南宋時期的情況卻發生了重大變化。進入南宋後，有關直接“以銀計價”的記載明顯增加。其中，最典型的當數南宋購買廣馬的交易中，出現了長期持續地以銀計算多種商品價格的記載。南宋初期，宋廷對馬的需求劇增，廣馬交易空前繁盛，馬價大幅度上漲，金銀用量相應增加。但南宋初年市馬所用錢物，遍及錢、帛、金、銀、食鹽等，既未專用白銀，也未明確以白銀計價。
可紹興七年(1137年)後，買馬仍用金、銀、錦、綺、鹽，而計量馬價者已主要是白銀。
此時每年雖用“黃金五鎰，中金二百五十鎰，錦四百端，綺四百疋，廉州鹽二百萬斤，而得馬千五百匹”。但“馬必四尺二寸以上乃市之，其直為銀四十兩，每高壹寸增銀十兩，有至六七十兩者。土人雲其尤駔駿者，在其出處或博黃金二十兩”fsllvms--4研。至紹興二十壹年(1151年)“朝廷命廣西帥臣即橫山寨市馬於羅殿、自杞、大理諸蠻，歲捐黃金五十鎰，白金三百斤，錦二百，施四千，廉州鹽二百萬斤，而得馬千有五百匹，良馬高五尺，率直中金五鎰，他以是為差”嘴162鋤。不僅市馬數量不減，馬價不減，只用銀計馬價，而且據周去非記載：“鹽錦彩繒”等，也全部“以銀定價”1孵帥。至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廣西市馬發生了壹些變化，且弊病不少，其主要變化和弊病是：原來“每與蕃蠻博易，則支與鋌銀。或要器皿，以鋌銀打造。今者多集銀匠以鋌銀鈺銷，央入赤銅。元(原)法每鹽壹籮，計壹百五斤，算銀五兩折與著蠻今則以二籮分作三籮，折銀壹拾伍兩。元(原)每馬四尺壹寸算銀三十六兩，每高壹寸加壹十兩今市馬作兩樣赤(尺)度等量，每銀壹兩折錢二貫文足”7劈=之二七1。這說明，廣馬仍用銀錢錦鹽等交換，並以銀計價，實際支付鹽時，也統壹以銀計鹽價。相應地，隨馬從大理國販運而來的“長嗚雞”，也出現了以銀計價的記載，“壹雞直銀壹兩”[1011嘲。不僅如此，這條材料還說明，以銀易馬及由之而來的用銀度量和表現馬的價值，並非宋人從蕃部習得，不是宋朝轄區以外的影響所致，而是宋朝內部買馬者率先用銀計算馬值及買馬諸物之值。因此，宋廷買馬用的是初具貨幣形式的“鋌銀”，而大理國的賣馬者要的卻是商品形式的銀器，賣馬所得的鋌銀常常要銷鑄為器。因此，大理國的馬役所還幹脆用銅鑄成銀鋌形的“南部馬市金壹兩”，用於度量賣馬所得的金銀的重量111刪。除廣馬交易中持續用銀表示多種商品價格外，南宋時期還出現了用銀計糧價的記載。淳熙間(1174～1189年)“均州歲進貢銀七百兩，緣極邊本非產地，往往運米麥於金州回易起發。每米壹得銀壹兩，歲以千為?綱，足充進貢”。可是，知均州張昌詩兩年之間起4綱，用米麥5000，也只是完成了上供700兩的任務。
於是言者奏論，使張昌詩降壹官聊昭七二之霸五)。
顯然，這裏所說的賣米麥1得銀1兩，並不是記述壹次具體的銀糧互換，而是說每年都進貢白銀，正常年景下l糧的價格為銀1兩。
以此計之，售千糧可得銀千兩，進貢700兩耗糧5000，當然應予降官。鑄錢用的銅是壹種較為特殊的商品，宋廷至遲在哲宗時已用白銀買銅，南宋時又有了進壹步發展國瞟472謄)、陶沸37翻。甚至將才從坑冶中煉出來的白銀用於買銅，已成為南宋提點坑冶鑄錢司增銅鑄錢的經常性措施。在白銀與銅的頻繁交換中，用銀計銅價已不可避免。
乾道九年(1173年)正月二十六日，權發遣處州姚述堯被旨措置銀銅坑冶。
他上任後，對處州民自備工本開采的庫山等礦，實行了“銅以工價收買”的辦法。
其辦法是收買銅時官府付出白銀，並規定坑戶“將凈銅就官賣，約計工費”，“納銅四斤，請官銀壹兩”哪l宦目三之?穴，q。這裏所說的顯然不是壹次具體的交換，不是壹次4斤銅換1兩銀的具體事件，而是壹條適用於收購所有銅料的規定，是宋廷向坑戶正式公布的銅料收購牌價：收4斤銅，付“工費”銀1兩。銀銅交換中，白銀以壹般等價物的身份，計量銅料的成本價格。更進壹步，在銅錢仍舊是貨幣的情況下，白銀與銅錢業已形成了兌換關系。因此，在銀錢兌換中，甚至出現了用銀計量銅錢的記載。如紹興末年，宋廷曾批準湖廣總領所“於二十九年四川發赴行在銀內，截撥錢五十萬貫，計銀壹十五萬余兩”n94t)。
宋廷須撥湖廣總領的50萬貫是錢，但用銀計量，相當於白銀15萬余兩。此外，民間用白銀計價的事也更多地見於記載。如周密記載“長沙茶具每副用白金三百星或五百星”宋人131造海船，“桅梢之木日鐵棱凡壹合直銀五百兩”14?嗍)。又如“宜興段承務，醫術精妙”。
他看壹次病開價是“五百千”，且不含藥費。
看完病後患者“別奉銀五十兩為藥資，段益索至百兩，乃出藥為治，數日愈”[15(171唧。顯然，段承務的藥用銀計價，他與患者還就用銀計量的藥價，進行了討價還價。更為重要的是，南宋時期白銀還用於總計多種商品的價值。馬力在《論宋代白銀貨幣化問題》壹文中，曾引用了南宋接待金使的各種飯食折銀的例子，正屬於這種情況。
周密在言及紹興間(1131～1162年)宋朝向金人交歲幣時也稱：“自初交至結局，通支金人交幣官吏糜費銀壹千三百余兩金三十五兩，木綿三十六疋，白布六十二疋，酒三百四十石，***折銀六百二十兩。”：職)至少周密已在這裏用銀的重量來計量金、木綿、白布和酒的總價。無獨有偶，當周密記及金朝使臣入宋後，宋廷支賜例物時，又壹次稱：“賜茶酒名果，又賜使副衣各七事，襆頭牙笏壹副***折銀五十兩。”-聊s師從文意來看，將茶、酒、名果及衣服、牙笏“折”為銀者，不是周密，而是宋廷。
此外，《宋會要輯稿》中也出現了類似記載，而折為銀的物資，包括了屬於常賜的衣服、例物，有屬於別賜的紅錦、綾羅、透背、鞍轡、馬、散馬、絹、雜色裹絹、蓋碗等等咧晡五t三五)。同樣，宋朝民間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如“紹興二十二年，僧若沖住泉(州)之西山廣福院。
中夜有僧求見，沖訝其非時。僧日：某貧甚，衣缽才有銀數兩，為人盜去”，珊，-)。這裏的衣缽本不壹定是銀器，尤其是與“某貧甚”相連用，其意所指當是雲遊僧人的財產。因此，其隨身攜帶的衣食之資及生活用具?衣缽，可用銀計價，值“數兩”。在《袁氏世範》中，袁采也告誡人們，“人有兄弟子侄同居，而私財獨厚，慮有分析之患者，則買金銀之屬而深藏之，此為大愚。若以百千金銀計之，用以買產，歲收必十千”prj蚴)。在這裏，“若以百千金銀計之”，似乎不僅僅是用銀度量、表現家產的總值，甚至是用銀計量銅錢壹類“浮財”的價值。顯然，進入南宋以後，直接“以銀計價”的現象已不再是個別零星的偶然情況。
宋人文獻中，無論是把白銀作為計價標準，用白銀計量多種商品的價值，還是直接用銀表現商品價格的記載，都已大量出現。三、“以銀計價”：壹個由微至顯的漫長過程通過對有關史料的進壹步挖掘和考釋，我們清楚地看132到，宋代已較多地出現了“以銀計價”的記載。特別是南宋時期，不僅在嶺南與大理國的馬市貿易中，長期以銀計量馬、鹽、絹帛等多種商品的價值，在內地也用銀計量糧食、銅(甚至銅錢)、茶具、木材、藥品等商品的價值，還用白銀總計多種商品的價值，甚至計量家財的數量。“以銀計價”的史料並不像加藤繁在《唐宋時代金銀之研究》中所舉那麽單薄，也不僅僅限於馬力在《論宋代白銀貨幣化問題》中所補充的兩條。在此基礎上，結合宋代銀錢兌換關系形成、白銀與絹帛及其他商品的區別日益凸顯、白銀逐步單獨用於與商品互換等情況來看(t啊船嗍，在宋代的商品壹貨幣關系中，白銀的社會角色，已完成了從商品向貨幣的轉變，貨幣化業已實現。此後的白銀，已不再僅僅是普通商品，而且是壹種特殊商品?貨幣。即使是以器飾形式存在的白銀，也同時發揮著貨幣的貯藏職能，是壹種處於貯藏狀態的貨幣。如南宋都城“杭州大街，自五問樓北至官巷南街，兩行多是金銀鹽鈔引交易鋪，前列金銀器皿及現錢，謂之看垛錢”嗍唧凹。這類擺在鋪席前的銀器，主要用途已不是供人觀賞的器皿，而是備客人兌換、算請茶鹽鈔的“看垛錢”。因此，宋孝宗時，辛棄疾面對“江右大饑”，“令盡出公家官錢、銀器，召官吏、儒生、商賈、市民各舉有千實者，量借錢物，逮其責領運糴，不取子錢，期終月至城下發糶，於是連檣而至，其直自減，民賴以濟”烈第401卷)。慶元二年(1196年)陳謙在湖廣總領的任上，也曾“抑損燕饋，器用崇奢者，還之金銀，以市軍儲”田腳。
他們實際上已把金銀器當成貨幣，並用於糴買糧食、“軍儲”，把具有貨幣貯藏職能的銀器，重新投入流通。然而，需要強調的是，從兩宋時期“以銀計價”的史料中我們還看到，北宋時期“以銀計價”的記載較少，零星、偶然，且含義較為模糊。
南宋以後，不僅有關記載的數量大幅度增加，而且涉及面明顯拓展，含義更加清晰明確。這從壹個側面說明，宋代“以銀計價”的出現，並非壹蹴而就，而是經歷了壹個漫長的由微至顯的過程。在這壹過程中，白銀曾經長期與絹帛、糧草、茶鹽、犀象香藥、土地田宅壹樣，作為普通商品，壹道被廣泛用於與其他商品交換。
但交換中用於計價的是銅錢，而不是白銀。因此，成平三年(1000年)王禹偶說：“夫百貨所聚，必有壹物主之。金玉，重寶也，滯於流布粟帛，要用也，濫於濕薄。權輕重而利交易者，其唯錢乎。”閻第17卷)此後的康定二年(1041年)，李覯在《富國策》中亦稱：“珠玉金銀，其價重大，不適小用。
惟泉布之作百王不易之道也。”1"2310916卷峰十對人們發現金銀具有“以其器成而可革，革之而不耗也”的特性，上下追逐並廣泛使用金銀而價格上漲，甚至可能導致“官增其費，民壞其產”的問題，建議“明立制度，其用金銀上下有等，多少有數，匹庶賤類，毋得擬”，以達到“金不可勝用”的目的嘲第16卷)。顯然，在這樣的情況下，白銀的使用日益普及，但離“以銀計價”還有較大距離。
即使出現“以銀計價”的記載，也只能是零星偶然的現象，還不具有用銀作貨幣的意義。但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也出現了兩條具有重要轉折意義的記載。其壹是熙寧十年(1077年)，面對宋神宗“公私錢幣皆虛，錢之所以耗者，其咎安在。”的問題，沈括闡述了自己的看法，並提出了以金銀作幣材的建議。
他說：“古為幣之物，金、銀、珠、玉、龜、貝皆是也，而不專賴於錢。今通貴於天下者金銀，獨以為器而不為幣，民貧而為器者寡，故價為之日輕。
今若使應輸錢者輸金，高其估而受之，至其出也亦如之，則為幣之路益廣，而錢之利稍分矣。”獻第283韻盡管沈括的建議是否得以實行史料缺載，但至少說明當時人們已或多或少意識到了用銀作貨幣的問題，預示著離經常出現“以銀計價”的現象，已經不遠了。其二是在沈括提出這壹建議近100年後，乾道六年(1170年)時南宋官員認為：“楮幣可行於無事之時，而不可行於有事之際。或邊方有風塵之警，則楮幣難行，銀價增貴，見錢必出。以銀代錢，無往不可”x食贊五六之七l。在經歷了這樣壹個上百年的歷程之後，在人們已認為楮幣難行時“以銀代錢，無往不可”，白銀與銅錢之間，已到了難分彼此的地步。宋人“以錢計價”之外，出現大量“以銀計價”的現象，至此已是順理成章的事了。因此，兩宋時期“以銀計價”的出現。經歷了壹個長期積累、由微至顯的過程。
在這壹過程中，北宋時期主要屬於孕育、積累階段，“以銀計價”開始萌芽，尚不夠明顯。
但正是經歷了北宋時期的孕育和積累，南宋時期“以銀計價”較多出現，宋人已開始把白銀作為標準，用它來計量商品和財富的價值，表現商品的價格。僅僅從北宋“以銀計價”史料不多而否定宋代白銀貨幣化，與忽視白銀貨幣化漫長的前期積累，僅僅以南宋史料說明整個宋代的白銀貨幣化，似乎都難免有失偏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