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6月23日，患者夏某因肝硬化晚期腹脹伴嚴重腹水，被送進陜西漢中市某醫院。看著母親痛苦不堪的慘狀，患者兒子王某和妹妹覺得母親既然痛苦得生不如死，那麽就要求醫生對其母親實施安樂死。6月28日，在王某等壹再的央求下，醫生蒲某開了壹張100毫升的復方冬眠靈的處方，並註明是“家屬要求安樂死”，王某在上面簽了字，當天中午至下午，該院實習生蔡某和值班護士分兩次給夏素文註射冬眠靈。同年9月，檢察院以故意殺人罪將蒲某和王某批準逮捕，並於1988年2月向法院提起公訴。
1990年3月，漢中市人民法院對此案進行了公開審理，並報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於1991年2月28日批復陜西省高級人民法院：“妳院請求的蒲某，王某故意殺人壹案，經高法討論認為：安樂死的定性問題有待立法解決，就本案的具體情節，不提安樂死問題可以依照刑法第10條的規定，對蒲某，王某的行為不做犯罪處理。”1991年4月6日，漢中人民法院作出壹審判決：“被告人王某在母夏素文病危難愈的情況下，產生並且再三要求主治醫生蒲某為其母註射藥物，讓其無痛苦地死去，其行為顯屬剝奪其母生命權利的故意為，但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構成犯罪。被告人蒲某在王某再三要求下，同其他醫生後向危重病人夏素文註射促進死亡的藥物，對夏的死亡起了壹定的促進作用，其行為已屬奪公民生命權利的故意行為。但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構成犯罪。依照《中華人民***和國》刑法第十條，宣告蒲某王某二人無罪。”壹審後，漢中市人民檢察對壹審判決兩名被告行為不構成犯罪提起抗訴；蒲某和王某則對壹審判決認定其行為屬於違法行為不服提上訴。漢中地區中級人民法院於1992年3月25日二審裁定：駁回漢中市人民檢察院的抗訴和蒲某，王的上訴，維持漢中市人民法院的刑事判決。
另外，事隔近18年後，2004年5月，當初要求為母親實施“安樂死”的王某患胃癌並轉移，向醫院提出安樂死，被醫院拒絕。2004年8月3日，王某病逝。
“安樂死”面臨著巨大的醫學難題。什麽樣的病人才是無法治愈的，什麽樣的痛苦才是病人難以承受的？對此，有時候根本無從斷定。臨床醫學是在不斷探索、實踐中逐步發的，有些病癥看上去已無救治的可能，而實際上又有“起死回生”的希望；有些病癥目前無法治愈，但是幾年、十幾年之後就有可能被治愈了；有些意誌力薄弱的患者，可能會因壹時痛而自願放棄治療；有些病人家屬，可能是因為不願意受拖累才請求醫生對病人實施“安樂死”……在具體的臨床實踐中，如何應付、甄別種種復雜的情況，並不是壹件容易的事情。
其次，因為“安樂死”不僅是壹個倫理問題、醫學問題，更是壹個法律問題。如何才能避免不法之徒借實施“安樂死”之名，行謀殺病人之實？“安樂死”壹旦開禁，會不會導致“安樂死”的濫用？這是最令人擔憂的。
為避免這些問題出現，荷蘭法律為醫生實施“安樂死”作了相當嚴格而詳細的規定：壹病人必須在意識清醒的狀態下自願接受安樂死，並且要病人多次提出相關請求；二是根據前通行的醫學經驗，病人所患疾病必須是無法治愈的，而且病人所遭受的痛苦和折磨被認為是難以忍受的；三是主治醫生必須與另壹名醫生進行磋商以獲取獨立的意見；四是醫生必須在“安樂死”實施後向當地政府報告等。
然而，即使有了這些嚴格而詳細的規定，恐怕也很難完全杜絕“安樂死”不被人所利用。
因此，實施“安樂死”，立法必須非常完善與嚴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