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良的詩，“品格高潔，壹會兒自顯，壹會兒惜國，慷慨激昂，壹會兒吟頌，壹會兒又更開放內斂。”離校時，他寫道:“失腳雙溪路，春已兩次。我舍不得雪夜，但我還是壹個想家的人。”隱居四明山，義憤填膺，自嘲“依俗易服，恐人知其姓”，“偏安土地卻顧念他人，久不為人知”；看到國家戰亂頻仍，人民流離失所，他大呼“禦元纏綿，海水鹹。”歲月鬥氣，白骨裹草。妖在野，豪賴不如屈長”(吾書)。那堪比回望東南，烽火警示經年。“憂國憂民，溢於言表。他說自己“醜如老人，孤高之差，足以使其樂”，他的“自贊”說:“榮辱之時，皆在同。當妳唱出壹首離開麥秀之聲的歌，妳會在妳的次子裏天真無邪。”表達了“不為師，不為國”的精神追求。有學者認為，與詩歌相比，戴良的散文，尤其是傳記，成就更大。元代各行業社會地位排序為“壹官二官三僧四醫六獵七匠八妓九儒十丐”。戴良的筆法幾乎觸及了所有的層面和階層，尤其是他的儒、醫、道、佛傳記和他的《孝子賢婦》，以其豐富的內容和鮮明的人物形象在中國文學史上留下了獨特的地位。他把自己的“道在天下，眾人皆可育”的夢想寫進了文章。
戴良對醫生情有獨鐘。《九嶺山房集》有四部博士傳記。這些文章中既有對人物事跡的歌頌，也有大量生動奇特的醫案，甚至還有藥方、偏方，成為後世研究金華醫學史的珍貴史料。
戴良對醫生的推崇與他的家庭出身、濟世情懷和浙中醫學發展有關。在戴良看來，醫屬儒，醫儒壹家。儒生以濟世為目的，醫生以醫術救人之苦，儒生以仁待人，醫生以仁治病。都是在路上的人，成不了好朋友就當好醫生。實際上，戴良在現實生活中無法實現的抱負和理想都寄托在這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