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玄派的最初形成當是先秦兩漢與魏晉玄學的產物，其哲學源頭來自莊子，向秀、郭象在《莊子註》中從《莊子》中提取出重玄理論思想的表述方法，後魏晉時孫登以“重玄為宗”解釋《道德經》，奠定了這壹學派發展的基石。故蒙文通指出:“齊、梁而後，孟、臧之徒，以重玄為說，始益深遠也。尋諸雙遣之說，雖資於釋氏，而究之《呂覽》之論圜道，《淮南》之釋無為，知重玄之說最符老氏古義，而王、何清談，翻成戲論，孟、臧勝義，方協至言，固《呂覽》、《淮南》之舊軌，何嫌釋氏之借範也。“
後魏晉以降，陸續為道教學者所闡釋，唐朝的博學之士以中華文化中的道家老莊之學加以融會貫通。
南北朝隋唐時期，梁朝道士孟智周、臧玄靜，陳朝道士諸糅，隋朝道士劉進喜，都明“重玄之道”，為重玄學派的發展起了不小的作用。
唐代是重玄學派的鼎盛時期，有壹大批以重玄為宗的道教學者，如蔡子晃、王玄覽、車玄弼、張惠超、黎元興等；其中以成玄英、李榮等最為突出，經他們的努力，重玄派成為道教老學中最有影響的流派，唐玄宗李隆基註釋《老子》，亦采用其說。
直到唐末五代，蜀地尚存較濃的重玄之風，但重玄派整體上已趨衰微。南宋時邵若愚、董思靖等解老，都明重玄之義，宋代道教壹些《老子集註》中大量引重玄學說，其中陳景元最為出色，此其遺風。
重玄學與包括外丹、內丹在內的道教丹鼎派的關系是非常密切的。如道經《太清金液神丹經》是壹部外丹著作。但該經卷上曰:“戀生謂之弱喪,欣死謂之樂無。樂無所樂,有不足有。有戀則甚惑,樂無亦未達。達觀兼忘,同歸於玄。既曰兼忘,又忘其所忘,心智泯於有無,神精凝於重玄,此窮理盡性者之所體也。”這裏不僅出現了“重玄”的字眼,其生死觀亦體現了重玄學超越有無二邊、無所執滯的精神。該經為祖天師張道陵所傳。重玄學不僅融入了外丹學,隨著外丹向內丹的轉型,又滲入了內丹學。約成書於唐末五代的《養生詠玄集》,在歌詠形神煉養和心性超越時即透顯出“重玄”理致。這不僅表現在它的《序》和註中有“道入重玄”、“契重玄之理”、“曉重玄之旨”等表述,而且它還錄有《重玄》詩曰:“上玄潛與下玄通,動靜由來事壹同。消息上玄令泯滅,下玄從此亦同功。”大約與《養生詠玄集》同時的《真氣還元銘》在闡發吐納、服氣等養生術的過程中,也融攝了“重玄”之蘊,即謂:“靈芝在身,不在名山。反壹守和,理合重玄。”重玄學對道教內、外丹道的滲透是有據可查的。並影響了全真道。
佛教典籍中頗有“重玄”的痕跡，大都出自華嚴宗和禪宗經典，例如：《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頌古從容庵錄序》雲：“華嚴宗謂理圓言偏，言生理喪。此乃重玄復妙。”（《大藏經》48卷）《新華嚴經論》（卷五）亦提及“重玄”：“以定慧門入重玄理事。”（《大藏經》36卷）《宗鏡錄》卷二十二雲：“冥真體於萬化之域，顯德相於重玄之門。……故冥真體於萬化之域，顯德相於重玄之門者，明相不礙體也。”（《大藏經》48卷）上述涉及“重玄”的議論流露出“重玄即是理體”的思想，這壹點，在華嚴高僧澄觀那裏有充分的體現 。
慧能及幾種版本《壇經》中“自性論”的形成，是兩晉南北朝以來中國大乘佛學智慧與中國道家精神相互激發的結果，也是莊子之學影響的結果。
《壇經》受牛頭禪很大的影響，而牛頭禪受南朝隋唐有關道教學者的影響。敦煌本《道教義淵》表明，南朝道教學者宋文明的“道為無心宗”思想，對牛頭法融(594—657)有明顯影響。敦煌本P．2045號牛頭系《絕觀論》雲：“無念即無心，無心即真道”，又雲“法界性自然”，所接受的都是宋文明的學說。另戒外敦煌本道教《本際經》的“無得誡”可與《壇經》之“無相戒”相比較。《本際經》的道本論對《絕觀論》的“虛空為道本”的思想有明顯影響。《本際經》的道性論，也可與《壇經》中的“自性論”加以比較 。
《本際經》中的“道本論”（本際論）和“道性論”是這部經典中最重要的思想，其道性論體現了莊子式的中國智慧，並對其後之道教與佛教禪宗產生了不可抹煞的影響。三論宗僧睿又在莊子影響下提出“筌我兼忘”說，影響到道教中重玄學派的形成，而重玄學派的《本際經》又影響到牛頭禪的絕觀論，並進壹步影響到慧能禪，並以“無相為相”“無戒為戒”思想影響了《壇經》的“無相戒”思想的形成。
所以，《莊子·齊物論》中的超越境界，影響到敦煌本道教《本際經》，並由此影響到敦煌本禪宗南宗的《壇經》。
從敦煌文書中看到，受莊子思想影響而形成南宗慧能禪，在唐末五代宋初，迅速地從南方影響到北方，也影響到西北邊地．收入本書的《論禪宗在敦煌僧俗中的流傳》，分析了“頓悟大乘賢者”與“頓悟大乘優婆夷”這種稱謂在敦煌居士中的流行，它反映了敦煌本地禪宗南北宗合流下的發展，也反映了大乘菩薩戒的流行，在洪辯以後“南能頓教”已在沙州流布。
陳鼓應先生指出：“在老莊及玄學的影響下，首先產生了般若學，而莊禪的相通……兩者在破對待、空物我、泯主客、齊死生、反認知、重解悟、親自然、尋超脫等方面，特別是在藝術領域中，常常渾然壹體，難以區分”[6]。敦煌所見的思想與藝術，情感與潮流，體現出莊學的濃郁情調。正是莊子與宇宙同遊的超越精神，才使敦煌的文化與藝術表現出壹種悲壯情懷，壹種雄視宇宙的氣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