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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帝內經》來源於“內證實驗”嗎?——與劉力紅博士商榷

最近出版的劉力紅博士的《思考中醫》,倡“尊重經典、獨立思考”之風,給沈悶已久的中醫學術界帶來了壹股清新的空氣,受到了大家的廣泛喜愛。筆者也從《中國中醫藥報》和有關網站上了解了劉力紅博士《思考中醫》的壹些內容,對劉博士“認識陰陽,探求至理”的勤勉和睿智感到十分欽佩,但對文中所說的中醫經典理論的構建基於“內證實驗”的說法卻不敢茍同,我認為這種說法容易產生壹定的誤導,有進壹步澄清和商榷的必要。

關於“內證實驗”,我查閱了壹些資料,都沒有找到相同的提法,可是“內證”的說法卻由來已久,那就是佛、道家所說的“內證”——壹般稱作“內證體驗”或“內證經驗”,如佛家講的“攝心內證”,說的是個人的體驗和感覺,此外還有訓詁考據上的“內證”,指的是“本證”——即是利用某壹書內部的資料發現問題,求得證據,以達到考訂修正目的的考據方法。劉力紅博士進壹步解釋說:“內證實驗是壹種直接在理論構建者主體內進行的精微實驗,這類實驗完全不需要現代實驗室的這些外在條件,它只需要主試者自身的精密而系統的訓練。壹旦這個訓練成熟,內證的過程就會自然發生,就會自然提供出經典理論構建所需要的系列數據。”可見他獨創的“內證實驗”應該是屬於前壹種,從他的其他論述中也可以明顯的得出這個結論。在劉博士的壹系列論述中,我看不出“內證實驗”和佛家的“內證體驗”有什麽不同,只是“新瓶裝了舊酒”而已。

劉博士很推崇梁啟超的壹句話:“心明便是天理”,可是,把“天理”的基礎說成是“心明”,把中醫經典的理論來源說成是“內證”的體驗和“理性”的思考,這完全不符合中醫經典《黃帝內經》唯物反映論的本質,反而把中醫理論推向了唯心和思辨的泥潭。

事實是,《內經》的理論是古代醫家在當時豐富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吸取了當時哲學、地理、天文等諸多學科的先進成果,對當時臨床實踐的壹次大的理論總結。《靈樞·逆順肥瘦篇》就曾強調說:“夫子之問學熟乎,將審查於物而心生之乎?岐伯曰:聖人之為道者,上合於天,下合於地,中合於人事,必有明法,以起度數,法式檢押,乃後可傳焉。故匠人不能釋尺寸而意短長,廢繩墨而起平水也,工人不能置規而為圓,去矩而為方。知用此者,固自然之物,易用之教,逆順之常也”,“道”必須“上合於天,下合於地,中合於人事”,是“審查於物而心生之”,是從復雜的客觀現象中經過頭腦“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的改造制作功夫、造成概念和理論的系統”(毛澤東《實踐論》),中醫理論歸根結底是來源於客觀實踐,而不是以簡單的哲學思辨、理性思考就憑空想出來的,也正因為中醫理論所發現的這些規律本來就是“自然之物”、“逆順之常”,並不是內在體驗和感覺的產物,所以才能長期指導中醫學的實踐,並不斷接受實踐的檢驗,歷經千年而不衰,即使在科技如此發達的今天也仍然不斷顯示出它強大的生命力。說中醫古賢從實踐中提煉的這些“規”、“矩”、“方”、“圓”來源於“內證實驗”和“理性思考”,實際上是把理論構建過程中“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的改造制作功夫”這些思維過程和具體的思維對象——實踐材料相混淆了。

如果像《思考中醫》那樣把“內證實驗”作為中醫概念、理論建構的基礎,忽視中醫理論的實踐特征,必然會陷入對中醫理論認識上的誤區。像《思考中醫》“萬變不離其經”中所舉的兩個例子,解釋就都很牽強,拿“蛇傷忌鹽”的例子說吧,用《內經》的“腎家的臭是腐”和“多食鹽則傷腎”來解釋,就難以讓人信服——為什麽蛇傷要忌鹽,可是其他的傷要不要忌鹽呢?還有許多在此不提了,總覺得這中間的邏輯混亂,幾乎經不起簡單的推敲。如果這就是“內證”的話,我看這樣脫離實際的“內證”思辨不要也罷!

中醫目前是需要信心的支撐,但這個信心絕不應該是來源於對經典的盲目崇拜,這樣建立的信心實際是肥皂泡,很快就會飛散,而是要把信心建立在對中醫理論科學內涵的深切把握和正確理解上,切實地把中醫看作是壹種前進中的科學去對待它,這樣的信心才是持久的和深刻的。中醫理論來源於實踐的道理要求我們發展中醫理論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以實踐作為衡量真理的壹切標準,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實事求是地看問題,必須對中醫理論的優劣有個清醒地認識,這才是我們進壹步發展中醫的根本。

當然,《思考中醫》的內容和深度都達到了很高的層次,從中可以看出作者獨立求真的精神和嚴謹的治學作風,這種獨立思考的探尋是目前的中醫界十分需要的,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本書彌足珍貴,在此我向作者謹表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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