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加大對不作為或亂作為的政府官員的行政和刑事責任追究力度。
近幾年各地頻發的食品安全事件，使政府有關部門對食品安全監督失職問題壹直備受社會苛責。某些職能部門的不作為讓食品安全監管形同虛設，壹些負有食品安全監管職責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盡管涉嫌玩忽職守或者濫用職權，卻很少被追究刑事責任。確保百姓的餐桌安全，單靠處罰相關企業顯然不夠，必須把失職的監管部門工作人員壹並納入處罰範圍，對監管失職人員追究法律責任。在現實生活中，地方政府和職能部門出於各種目的，玩忽職守、怠於履行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和凈化食品市場秩序的安全監督管理職責，導致惟利是圖的食品生產經營者有恃無恐地制造食品安全問題，壹些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屢屢發生。甚至某些職能部門還為不具備法定食品生產經營資質的經營者開綠燈，違法行政許可等等。《食品安全法》授予行政機關的食品安全監管職責對被監管者而言是行政權、國家公權力，對廣大消費者與社會公眾而言則是沈甸甸的責任。為督促行政權執掌者各司其職，《食品安全法》從法律責任方面各職能部門拒絕或怠於行使監管職責、以及濫用職權監管職責的法律責任。此種法律責任既包括國家對政府官員給予的行政處分，也包括國家對受害消費者承擔的國家賠償責任。同時《刑法修正案》（八）新增食品安全監管失職罪，根據本條規定，構成食品安全監管失職罪的，對行為人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特別嚴重後果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由於宜昌目前還沒有出現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所以應更加突出宣傳食品安全監管失職罪。
筆者同時認為，若出現食品安全事故，監管部門的負責人應主動引咎辭職，地方政府的主要負責人也應被撤職。這種問責機制對於牢固樹立法治政府、責任政府與服務型政府的新理念，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產生了積極的法律效果、社會效果與政治效果。為將此種問責機制常態化、制度化、規範化，《食品安全法》第95條分別規定了地方政府主要領導和監管部門主要領導的行政處分措施。雖然只有壹個法條，但從該法條中可以明確，政府的“壹把手”和職能部門的“壹把手”，都有可能由於本地、本部門違反法定食品監管職責而被摘掉“烏紗帽”。根據《食品安全法》第95條第1款之規定，縣級以上地方政府在食品安全監督管理中違反該法規定、未履行職責，本行政區域出現重大食品安全事故、造成嚴重社會影響的，依法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給予記大過、降級、撤職或者開除的處分。此處的“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既包括地方政府主管食品安全監管工作的副職領導（如副縣長、副區長），也包括地方政府的正職領導。根據《食品安全法》第95條第2款之規定，縣級以上衛生行政、農業行政、質量監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或者其他有關行政部門違反該法規定、不履行本法規定的職責或者濫用職權、玩忽職守、徇私舞弊的，依法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給予記大過或者降級的處分；造成嚴重後果的，給予撤職或者開除的處分；其主要負責人應當引咎辭職。
二、建立信息***享平臺，強化食品安全全程監管。
由於食品安全涉及食品生產、加工、儲藏、運輸、流通和消費等諸多環節，任何壹家監管部門都難以單獨承擔安全監管的重責大任。在“壹個部門管不了”的情況下，現行食品安全監管體制被迫選擇了多家部門分段監管的思路。其中，農業部門負責初級農產品生產環節的監管，質檢部門負責食品生產加工環節的監管，工商部門負責食品流通環節的監管，衛生部門負責餐飲業和食堂等消費環節的監管，食品藥品監管部門負責對食品安全的綜合監督、組織協調和依法查處重大事故。
分段監管體制雖然有助於督促相關部門各司其職，避免“壹個部門管不了”的現象，但也出現了“多個部門管不好”的弊端：監管部門之間既存在著監管重復，也存在著監管盲區。在“田頭”到“餐桌”的各個食品生產經營環節，似乎都有農業、質監、工商、衛生等部門“重兵把守”，但有毒有害食品仍在市場上泛濫成災。在消費者投訴產品質量問題後，相關部門之間要麽缺乏信息互通，要麽相互推諉。再如，對食品安全風險評估、食品安全標準制定、食品安全信息公布等不屬於任何壹個環節的事項，由哪個部門負責並不明確，客觀上又產生了部門職能交叉、問責不清的嚴重問題。由於職責分工不清，有些部門在小集團利益的驅使下，采取了“有利就搶著管，無利就讓著管”的實用主義思維，必然削弱監管部門的監管效率，甚至貽誤最佳監管時機。
為徹底打破“壹個部門管不了、多個部門管不好”的惡性循環，應建立信息***享、快捷高效、無縫對接的全程食品安全監管體制，特別是我市衛生局、質量技術監督管理局、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工商行政管理局等部門應建立溝通平臺，保障信息暢通。就地方層面的監管職責分工而言，該法第5條第2款規定：“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照本法和國務院的規定確定本級衛生行政、農業行政、質量監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的食品安全監督管理職責。有關部門在各自職責範圍內負責本行政區域的食品安全監督管理工作”。
為消除監管空隙，提高監管效率，《食品安全法》第6條還要求縣級以上衛生行政、農業行政、質量監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加強溝通、密切配合，按照各自職責分工，依法行使職權，承擔責任。為充分發揮地方政府對當地食品企業的監管資源優勢，要求地方政府對本行政區域的食品安全監管負總責。《食品安全法》第5條第1款和第3款規定：“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統壹負責、領導、組織、協調本行政區域的食品安全監督管理工作，建立健全食品安全全程監督管理的工作機制；統壹領導、指揮食品安全突發事件應對工作；完善、落實食品安全監督管理責任制，對食品安全監督管理部門進行評議、考核。上級人民政府所屬部門在下級行政區域設置的機構應當在所在地人民政府的統壹組織、協調下，依法做好食品安全監督管理工作”。因此在建立信息***享機制，強化全程管理過程中應由地方政府統壹協調。
筆者認為，建立信息***享，加強溝通平臺建設，應該壹手抓監管的分工，壹手抓監管的合作。換言之，既強調每家監管部門依法勤勉、權威高效地履行各自法定職責；又強調監管部門之間信息***享、監管聯動、無縫對接，最終全面建立360度全方位、24小時全天候地覆蓋各種食品生產加工、流通和消費環節的合作監管體制。與監管分工相比，監管合作更具挑戰性與艱巨性。
三、在民事賠償訴訟中加大懲罰性賠償適用。
我國《侵權責任法》第47條規定：“明知產品存在缺陷仍然生產、銷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嚴重損害的，被侵權人有權請求相應的懲罰性賠償。”該條就產品缺陷規定了懲罰性賠償。我國《食品安全法》96條規定，違反本法規定，造成人身、財產或者其他損害的，依法承擔賠償責任。生產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或者銷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消費者除要求賠償損失外，還可以向生產者或者銷售者要求支付價款十倍的賠償金。依《食品安全法》第99條的規定，食品是“指各種供人食用或者飲用的成品和原料以及按照傳統既是食品又是藥品的物品”。據此，食品既包括未經加工的原料，也包括經過加工制作的食品成品。《侵權責任法》第五章規定的“產品責任”中的產品，則為《產品質量法》規定的產品。而依《產品質量法》第2條的規定，“產品”指的是“經過加工、制作，用於銷售的產品”，若食品符合“經過加工、制作”和“用於銷售”要件，亦構成產品，食品類產品就既屬於《侵權責任法》“產品責任”所轄範圍，亦在《食品安全法》所調整的食品範疇之內。因此，因食品類產品的缺陷而遭受損害的消費者，既可根據《食品安全法》96條第2款，亦可依據《侵權責任法》第47條請求懲罰性賠償。
但是《食品安全法》96條第2款針對的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而《侵權責任法》第47條針對的是缺陷產品，就食品領域而言，針對的是存在缺陷的食品類產品。但《侵權責任法》本身沒有明確規定產品缺陷的概念，需要參照特別法。根據《產品質量法》第46條的規定，缺陷是指產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財產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險；產品有保障人體健康和人身、財產安全的國家標準、行業標準的，是指不符合該標準。僅從文義而言，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產品，當然屬於缺陷產品；若符合了食品安全標準，則不屬於缺陷產品。《食品安全法》96條第2款和《侵權責任法》第47條在食品領域懲罰性賠償的產品類型上並不會產生不壹致。但有學說認為，應當以不合理危險為標準認定產品是否具有缺陷，即便產品的各項性能指標都符合該產品的強制性標準，該產品仍然可能存在缺陷；司法實踐中亦有案例予以支持。因此，即便某食品類產品符合食品安全標準，消費者雖不能請求《食品安全法》96條第2款意義上的懲罰性賠償；但若存在不合理危險，依然構成缺陷產品，被侵權人仍可以請求《侵權責任法》第47條意義上的懲罰性賠償。
筆者要強調的是，依《食品安全法》96條第2款的規定，只要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產品，消費者就可以請求懲罰性賠償。而《侵權責任法》第47條其適用範圍較之前者明顯縮小，只有在致人死亡、健康嚴重受損的人身損害情形，被侵權人才可以請求懲罰性賠償。也就是說，生產某壹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類產品或者銷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類產品，構成《食品安全法》96條第2款意義上的懲罰性賠償，但若沒有發生嚴重的人身損害，則不構成《侵權責任法》第47條意義上的懲罰性賠償。因此，筆者認為在民事賠償訴訟中要加強《食品安全法》關於懲罰性賠償的適用。
但是，從維權成本角度講，沒有人會為十倍懲罰性賠償而維權。但《食品安全法》盡管引入了懲罰性賠償，但數額僅有十倍的賠償。這個賠償太低了，既然是懲罰性賠償就不應該封頂，設立這個制度的目的，就是要讓制假企業知道，壹萬個人買了產品，哪怕只有壹個消費者提出來要賠償，整個企業可能就倒掉了。對於那種故意的、惡意的行為，應當在經濟上給予致命的懲罰。所以在司法實踐中還應更廣泛地適用精神損害賠償，以彌補其規定的不足，當然筆者也期待法律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