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軍第二次西征失敗，導致安慶失守。此後形勢急轉直下，天京已危，天京保衛戰進入決戰階段。
這時李秀成再克杭州，席卷了浙西、浙東的大片土地，從戰爭的局部來說雖然也是壹個勝利，但從戰爭全局來說，並非是對太平軍西線損失的壹個補償，更談不上能起到支援天京保衛戰的作用。相反，浙江的軍事進展卻加深了太平軍兩面作戰的不利局面，浙江的軍事勝利，反加速了南京的陷落。
從1862年開始的天京保衛戰，主要戰役是天京會戰和緊接著的進兵淮南。
在天京會戰前夕，李秀成為了應對兩面作戰的軍情，主張對天京城下的湘軍采取守勢，企圖先避其銳氣，而後擊其情歸。而對上海則主張采取攻勢，計劃占領上海；鞏固蘇杭。這種攻守倒置的戰略，反而利於湘軍在天京外圍實施所謂“似宜先守後戰，腳跟站定”的部署。
1862年8月，李秀成邀集諸王在蘇州召開第二次軍事會議，商討作戰部署，決定分兵三路救挽天京。即派楊輔清等軍進攻皖南寧國，以牽制敵人的增援部隊，派陳坤書等軍攻蕪湖金柱關，以截斷敵軍糧道。李秀成則親率大軍迎戰天京城外的敵軍。
10月中旬李秀成軍開始猛攻雨花臺的湘軍大營，太平軍在這次戰役中無論在兵力和火力上都占優勢，攻勢異常猛烈，使遠在安慶的曾國藩也承認：
“警報紛來，如在驚濤駭浪之中” “大江南北之危，實如累卵”。
可是歷時46天的會戰，太平軍還是以戰而無功而結束。關於此次會戰的失敗原因，李秀成自己承認：
“八月而來，各未帶冬衣，九十月正逢天冷，兵又無糧，未能成事在此也。”
其實這只是由於戰略錯誤而派生出來的客觀困難而已。李秀成在這次會戰中所犯的戰略錯誤，首先是把太平軍主力都用在面對面的攻堅戰上，作戰大量使用火力，可壹旦彈藥用盡，只得敗興而退。若能將太平軍主力插到敵人後方，對敵包抄迂回，截斷其供應線與糧道，那戰局必然改觀。
而且，會戰壹開始，曾國藩憂心如焚，就是唯恐“援賊再來，則歸路全斷，壹蟻潰堤”。可是曾國藩所慮，卻為李秀成所輕。
其次是李秀成在此次會戰中未能專心貫註，壹獲悉“聽王敗於上海四口，全股就殲，蘇昆空虛”就急忙回首照顧自己的領地了，天京會戰就因此以失利而告終。
洪秀全為了彌補天京會戰的失利，又命令李秀成進行淮南戰役，並執行“進北攻南”的戰略計劃，這可以說他是對“圍魏救趙”計的效法，而失敗也更慘重。
所謂“進北攻南”的戰略目標有三：
第壹、太平軍渡江北征，以便使南岸的湘軍回救北岸的腹地，從而解天京之危。
第二、淮南是產糧區，占領它可以解除天京的糧荒。
第三、能與皖北壹帶的扶王陳得才、撚軍張洛行等取得聯系，重振皖南的局勢。
可是這些意圖很快被曾國藩覺察，曾國藩親自從安慶到天京前線，指揮湘軍將太平軍圍護天京城的石壘全部攻破，這樣太平軍“攻北”不僅未能牽南岸的湘軍回救，反而自己非得回救天京不可了。
再說，當李秀成進入淮南地區時，正逢青黃不接，土地無糧，太平軍又未得食，餓死者多。李秀成軍逢此絕境，那裏還搞得到糧食接濟天京，至於皖北的撚軍張洛行，此時也不幸被清軍打敗，其他首領所剩無幾，皖北的局勢壹蹶不振。
這樣，李秀成進兵淮南的三個戰略目標均告落空。
1863年6月，因天京、蘇州危急，李秀成被天王詔回天京，太平軍在江浦壹帶渡江。可那時，正逢大江水漲，道路被水沖崩，無處行走。而且，水災嚴重，官兵無棲身之所，雖有米卻沒有柴火煮食，餓死甚多，正逢楊帥、彭帥水軍來攻打，此舉前後失去戰士十數萬人。這就是“進北攻南”戰略招致的慘重損失。
李秀成在淮南戰役失敗之後，從1863年6月開始參加蘇浙戰爭。蘇州淪陷後，李秀成回到天京。這年11月，曾國藩軍已攻陷天京外圍的所有城鎮據點，根據當時天京所處的不利境地，天京城只有太平門、神策門尚與外界相通，外援斷絕。李秀成向洪秀全提出“讓城別走”的主張，即：
“京城不能保守，曾（曾國藩）帥兵困甚嚴，濠深壘固，內少糧草，外救不來，讓城別走……若不依臣所奏，六絕定矣！”。
此主張提供太平天國將領相議時，得到大家的贊同，可是洪秀全拒絕了當時唯壹可行的“讓城別走”方案。
1864年2月底-4月，湘軍占領太平門、神策門外，完成對天京的合圍。此時城內的太平軍已是無本之末、無源之水，經過4個月慘烈守城戰與巷戰之後，太平軍大部戰死，壹部自焚。
至此，歷時3年的天京保衛戰全面失敗，天京淪陷它標誌著太平天國的失敗。
02 洪秀全之死因為史料缺乏以及各種史料之間又相互矛盾，導致對洪秀全之死的說法不壹。
壹說洪秀全“服毒自盡”，如範文瀾先生所寫的《中國通史》說：“壹八六四年六月壹日洪秀全服毒殉國。”
壹說洪秀全病逝，翦伯贊先生主編的《中國史綱要》說他1864年5月中旬生病之後，6月1日離世。
綜合來看，洪秀全是死前患病，健康狀況極度惡化，但導致他死亡的直接原因應該是病中服毒自殺，以身殉國。
1864年5月30日，也就是洪秀全死前壹天發布了壹道詔令：
“ 大眾安心，聯即上天堂，向天父天兄領到天兵，保固天京。”
這道詔令表明了天京危在旦夕，洪秀全不願作階下囚，決心以身殉國的壹個臨終囑咐，他就是在這道詔令之後的次日突然暴亡的。
根據洪秀全當時的病狀，並沒有患致死的急癥，洪仁玕、李秀成等人說他“臥病二旬”、“不食藥方，任病任好”，就是明證。所以，把洪秀全的暴亡當成急癥致死，恐怕是缺乏根據的。
再從洪秀全臥病以前，已經產生了厭倦塵世之感，期望有龍車載著他升天，與洪秀全後來臨死前壹天發布的上天堂詔令是前後呼應的，說明了洪秀全早已有應急的思想準備，時候到了，他即以身殉國。
此外，還可以聯系到天京危急時，洪秀全曾寫詩明誌說:
“神爺試草橋水深，為何吃粥就變心？不見天兄舍命頂，十字架上血漓淋。不見先鋒與前導，立功天國人所欽！”
當著國破身亡之際，洪秀全既不能接受李秀成“讓城別走”的進取策略，就只有以自殺的消極行動來表明自己以身殉國的決心。
他的暴亡，與其說是危急癥致死，不如說是病中自殺更符合洪秀全的思想發展和當時的身體健康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