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的傳位之爭，可謂同室操戈，兄弟相殘，刀光劍影，血流成河。在各皇儲爭奪皇位時，年羹堯慧眼如炬,為主子四阿哥胤禛出謀劃策，四處遊說，深受青睞；更使胤禛高興的是，年羹堯還將自己的親妹妹獻給了他，以示忠誠。為此，主仆二人曾發誓，無論死生定不相負。雍正即位之後，年羹堯果然倍受倚重，和隆科多並稱雍正的左膀右臂,獨掌軍政大權，成為雍正新政權的核心人物。他的妹妹也被雍正封為貴妃。
此外，年羹堯雖遠在邊陲，雍正卻讓他參與朝政。重大政事和人事任免，常常征求和采納年羹堯的意見。在生活上，年羹堯及妻子得病，雍正都關照再三，賜送藥品，對他的壹家也是關懷備至。雍正二年十月，年羹堯取得“青海大捷”入京覲見，雍正喜出望外，加封太保、壹等公，賜給雙眼孔雀翎、四團龍補服、黃帶、紫轡及金幣等非常之物，使“年大將軍”的威名享譽朝野。年羹堯在京期間，與馬齊、隆科多壹同處理軍國大政，儼然成了總理事務大臣。不僅如此，雍正還深情地對年羹堯說：“總之，我二人做個千古君臣知遇榜樣，令天下後世欽慕流涎就足矣。”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雍正和年羹堯的關系如此親密，卻很快將他賜死，不能不引起眾說紛紜。在年羹堯死因的諸多分析中，有人說他是因參與了雍正矯詔奪位，知其機密而被殺；有人說他是因驕橫跋扈，功高震主，擁兵自重，密謀造反和所謂文字之禍等原因被殺。我以為這些都是捕風捉影或不足為據的。那麽，雍正為什麽會殺年羹堯呢？愚以為主要有以下兩個原因。
壹是“需要”。雍正登基伊始，面臨的是“內憂外患”，皇位不穩。因其平時個性急躁易變、刻薄挑剔，做皇帝時幾乎是壹個“孤家寡人”。為了把主要精力用來對付八王爺等壹批“心腹大患”，他只有不斷地擴大年羹堯的軍權，讓其顯赫壹時，才能有效地穩定帝位，制約可能發生的“動亂”。壹旦龍椅稍稍坐穩，以乾綱獨斷自居的他便開始思考：作為壹國之君，為了江山穩固，中興大業，就必須要把軍權和財權牢牢掌握在自已的手裏。也就是說“最高軍事統帥”必須由自已或沒有野心的親信擔任，方是萬全之策。再說，繼續讓年羹堯擁有這麽大的勢力，萬壹哪天為八王爺所用，後果將會不堪設想。只是，此時的年羹堯已是軍權獨攬，權傾朝野，明著讓他交出軍權，顯然對內對外都不好交待，說不定還會惹出什麽亂子來。因此，雍正經過深思熟慮，認為只有借機殺了年羹堯，軍權才能不動聲色順其自然地收回到自已手裏，而且還能殺壹儆百，極大地震攝朝野，進壹步鞏固他的帝位，這不能說不是壹個壹石數鳥的上策
。正所謂“伴君如伴虎，無毒不丈夫”，為了大清江山和他自已帝位的鞏固，年羹堯的人頭成了雍正鞏固政權的“需要”，剩下的就只能是“死路壹條”了。行文至此，不由慨嘆，“蚌以珠剖，年以權亡”，兩代功臣名將年羹堯實在是“成在軍權，敗在軍權，死在軍權”啊!
二是“自討”。當然，雍正心裏十分清楚，要殺年羹堯也並非易事。既然殺機已起，雍正便進壹步對年羹堯設圈布套欲擒故縱。壹方面繼續以“感恩”的姿態對其褒獎吹捧，讓他頭腦膨脹，忘乎所以；另壹方面也對他的壹些不守臣節，目無君上的行為進行規勸，以讓天下人知道他的良苦用心。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十二月十壹日，雍正在年羹堯的奏折上批示說：“凡人臣圖功易，成功難；成功易，守功難；守功易，終功難。為君者施恩易，當恩難；當恩易，保恩難；保恩易，全恩難。若倚功造過，必至返恩為仇，此從來人情常有者。”告誡他作為壹個功臣，壹定要嚴於自律，謹慎行事，才不至於由功臣變為罪人。雍正也知道，此時已是趾高氣揚誌得意滿的年羹堯壹定會把他這些話當成耳邊風。果然，年羹堯回到西北，變本加厲、專橫跋扈，以至發展到越權幹政，結黨營私，排斥異己，亂劾賢吏，任用私人，形成了壹個以他為首，以陜甘四川官員為骨幹的“年氏小集團”。除此之外，他作威作福花錢如流水，貪贓受賄，侵蝕錢糧累計達數百萬兩之巨。更為嚴重的是，他在西安總督府時，裝飾衣著四爪龍、蟒袍，與宮廷相似。在與督撫、將軍的往來中，擅用令諭，模仿皇帝語氣。對待內外官員狂傲無禮，他給人東西叫“賞賜”；屬員道謝要說“謝恩”，新官報到要稱“引見”。他還把朝廷派來的禦前侍衛留在身邊當作“前後導引，執鞭墜鐙”的奴仆使用。就是皇帝的女婿阿寶入見，也要行跪拜禮。須知，古往今來盛極而衰，年羹堯做人做事做到這個份上，自然引起朝野上下壹致公憤。此時，他不僅把脖子完全伸進雍正設下的絞索裏，而且還落下了壹個天下“第壹負恩人”的罵名。
人無自知之明，豈避飛來橫禍。上帝讓他滅亡，必先使他瘋狂。雍正和年羹堯壹個是“需要”，壹個是“自討”，時機終於成熟，雍正也就立馬下手了。當朝廷議政大臣向雍正提交審判年羹堯開列92款大罪，請求立正典刑時，雍正說，這92款中應服極刑及立斬的就有30多條，但念年羹堯青海戰功，格外開恩，賜他獄中自裁吧。只可嘆名將年羹堯果然應了“自古功臣無好死”這句老話，頃刻之間便家破人亡身敗名裂。
對此，雍正還故作姿態，作出壹付不得已而為之的樣子。《雍正朝起居註》三年七月十八日雲：“朕輾轉思維，自古帝王之不能保全功臣者多有鳥盡弓藏之譏，然使委曲寬宥，則廢典常而虧國法，將來何以示懲？”
年羹堯的被殺，讓我們從壹個側面看到在封建專制下，帝王的“需要”高於壹切，君主的意誌就是“法律”，無論皇親國戚還是達官貴人，所有壹切都得服從專制的“需要”。此外，我們也許還可以看到，人生在世，當記高調做事、低調做人，戒驕戒奢，不做超越本分的事情，方能保持晚節。
追古思今，長嘆不已。只可惜“以史為鏡”也並非易事，多少歷史的悲劇驚人地重復，怎不讓人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