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學派繼承了範布倫的基本思想，但他們並沒有像舊制度學派那樣僅僅研究由人的心理活動和社會習慣所決定的制度的演化過程，而是更多地分析了單壹制度結構本身的功能。相比之下，我們感覺舊制度學派註重從縱向的角度研究制度的產生、發展和演變，而新制度學派則從橫向的截面來分析制度結構的合理性，通過揭露經濟中的弊端來指出制度結構改革的重要性。加爾布雷斯深刻地認識到，對結構本質的研究比對增長率數量的研究更現實。制度目標比經濟增長目標更重要。加爾布雷斯指責凱恩斯主義者的定量分析，而贊揚他自己的制度分析和結構分析方法。在新制度學派看來，制度只是人類本能和外部客觀因素相互制約而形成的壹種普遍的習慣。現實的經濟制度(私有制、貨幣、信用、商業、利潤等。)只是心理現象(風俗、習慣、倫理、道德)的反映和體現，決定因素是法律關系、人們的心理等非經濟因素。
可以看出，加爾布雷斯新制度學派的研究對象，就其基本思想而言，並沒有擺脫舊制度經濟學的心理因素和法律因素在經濟生活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思想，只是對研究對象本身的解釋超出了傳統經濟學理論的範圍，而趨近於社會學。從現象上看，新制度經濟學將研究重點從數量增減轉向了定性分析。值得註意的是，近年來，註重經濟學中的定性研究已成為經濟學家們普遍關註的問題。1993諾貝爾獎得主、制度學派的道格拉斯·諾斯憑借其優秀的制度變遷理論在經濟學上占了上風。當然，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還存在壹些缺陷，在壹定程度上高估了心理因素和法律因素的作用。反對古典經濟學的抽象演繹方法，主張系統進化和整體方法是制度主義的方法論特征。但在這種方法的具體應用上，新制度學派比舊制度學派更明顯、更徹底。
新古典經濟學把孤立的個人作為經濟研究的出發點，這是不科學的。因為這種方法以其平衡的、靜態的分析來研究社會關系的表象，失去了各種經濟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和沖突，不能正確地反映現實。加爾布雷斯指出，如果追究原因，那就是新古典主義理論脫離了現實生活，將經濟現實視為靜態的、不可改變的。因此，新制度學派主張從根本上刷新現代經濟理論的方法論基礎。他們指出，由於技術的不斷變化，經濟體系和社會結構處於不斷演變的過程中。制度是壹個因果的動態過程，所以經濟學必須研究變化和過程，而不是靜態的橫截面。也就是說，研究經濟問題要用進化的方法。
要註意的是，舊制度經濟學也用這種演化的方法來分析經濟問題，但他們的特點是關註制度產生的原因，試圖通過對大量史料的分析來解釋制度的合理性。但是，新制度學派在使用這種演化方法時，著眼於對20世紀60年代以後壹些具體制度的分析，尋求解決新的歷史條件下結構改革的措施，取代新古典模型中的均衡概念。
“余”和“結構”這個概念本身就包含了全部的意義。因此，在結構演化的分析中，必然要用到整體方法。因此，在經濟研究中，新制度學派應該把註意力從作為選擇者的個人和企業轉移到作為壹個進化過程的整個社會。他們強調，經濟學的整體大於經濟所有組成部分的總和，因此對問題的研究不能走相反的道路。也就是先研究成分再加起來。比如加爾布雷斯的觀點就是強調現代經濟生活的整體性，讓人們更清楚地了解經濟運行的規律。
舊制度學派也是針對古典學派孤立的個體行為的分析方法，但他們沒有從整體概念上闡述系統運行中各種相關因素的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新制度經濟學註重分析整體制度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這樣，如何理解新制度經濟學的整體概念就成了理解新制度經濟學的出發點。
新制度學派所謂的整體性不僅是壹個經濟學概念，而且往往不能用數字來表示。比如大公司的權力概念，既包括經濟權力，也包括政治權力，所以不能用數字來衡量。因此，他們反對正統經濟學采用的數量分析，強調制度因素的分析。加爾布雷斯洞察到了被主流經濟學忽視的問題，認識到現實中發生的事情不能僅僅用宏觀經濟分析或微觀經濟分析來解釋。宏觀經濟學只關註總需求水平的調整，微觀經濟學只關註成本和價格的形成，而忽略了社會的制度結構，也就是剛好錯過了權力分配的問題。新制度學派的這種分析方法通常被概括為結構分析或制度分析。舊制度學派主張擴大經濟學的研究範圍，采取整體方法，這與以規範經濟學為特征的研究方法密切相關。也就是說，他們的整體研究與價值判斷密切相關。從亞當·斯密到凱恩斯，所有正統學派往往以國民生產總值的大小或增長率作為判斷標準。國民生產總值增加是好事，否則不好。國民生產總值(GNP)只是壹個經濟價值，也只是各種社會價值中的壹種。除了經濟價值，價值還應該包括社會平等、生態平衡、人們對閑暇時間的追求等等。所以，經濟增長只是社會價值目標之壹，實現這個目標是要付出相應代價的。例如，增加國民生產總值是以犧牲人們的閑暇時間為代價的。加爾布雷斯的整體系統目標不僅包括經濟價值內的目標，還包括經濟價值之外的目標，即加爾布雷斯所說的文化價值。社會追求的公共目標是融合了經濟價值和文化價值的生活質量。
新制度學派提出的價值判斷標準實際上反映了範布倫以來制度主義的壹貫理念。特別是在60年代，體制下的各種矛盾更加尖銳復雜，社會價值判斷是社會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中不可回避的問題，更何況價值判斷是經濟理論研究中不可忽視的方法。因此，制度經濟學中倫理學的研究方法更為突出。
新制度學派的研究方法有其獨特性。對其制度結構的整體分析和價值分析表明，經濟和政治領域的各種制度因素與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相互作用。這種研究方法不僅在西方世界，而且在中國的經濟改革中引起了人們的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