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先後住在天津老城的城西義和鬥店、孫家大院、吳家大院等處，也有時常住宜障後。當時他以剃頭為業，是住在很多人夥居的小店兒。白天出去串胡同剃頭，晚上休閑時唱上壹段在家鄉喜愛的大鼓書消遣。在農村種地時，他邊幹活邊哼著小曲，已經學會了許多小段和長篇鼓書，像什麽《劉公案》、《拆西廂》、《洪月娥做夢》等。當時下層的貧苦百姓沒有什麽娛樂活動，故此他唱的大鼓深受夥伴們的喜愛。有些人聽得時間長了，覺得大家生存都不容易，白聽也不合適，有時就主動地多少給些零碎錢。隨著觀眾不斷增加，攢起來的零錢反比剃頭賺的錢還多，所以他也就逐漸的以唱大鼓作為另壹條謀生之路了。因為平時總唱，自己也就自然地久練久熟了。自此以後他帶著大鼓走街串巷演唱，經常活動在大沽路的小營市場壹帶。
“撂地”演出的條件很差，支個大布篷，用木板釘上幾條板凳。這就是人們常說的：“刮風壹半，下雨滿完。”劉文彬還常說：“人歇工，牙掛隊，腸子肚子活受罪。”由於劉文斌沒有江湖門戶，進天津城後曾受到城裏的藝人和地頭蛇們的排斥，在演出時被人家踢了場子攪局，還沒收了大鼓。這是因為他沒有江湖師父帶道，也不懂得“春典”（江湖術語）與他們盤道。在天津城幹這行是不成了，只好回到店中向老鄉們告幫。
要想再幹這行就必須拜師，他帶著行李回到寶坻後通過老鄉介紹，在廟會上拜了宋恩德老先生為師。宋先生還專門向他傳授了藝人們用的“春典”、門戶規矩，據回憶他還在廟會上請了許多藝人們吃了壹頓驢肉、烙餅，花去了他整整壹年賺的錢。宋恩德老先生是個半盲人，綽號叫“宋瞎糠“。按輩分劉應是“文”字輩，取藝名叫“文斌”。劉文斌的這壹支祖師是“梅”家門，排字是按“繼、承、龍、元、玉、唐、文、書、化、其”。劉文斌的平輩師兄弟很多，天津的齊文洲、李文俊、唐山的靳文然、齊文豐、劉文迅等都是“文”字輩。
經過壹番周折的學徒之後，劉文斌闖過江湖關後又再到天津獻藝。這時還結交了許多各行藝人，又進壹步地開闊了藝術眼界。他對京東大鼓的演唱進行大膽改革，先把上場的那壹句唱詞抹去，改為：“表的是……”開門見山，直接入活。在簡潔的基礎上再加上嗓音寬厚，字正腔圓且韻味十足。通過不斷演出，還固定了許多基本唱腔。加上他演唱的曲詞準確、通暢，在唱腔方面還吸收了壹些農村小曲、地頭調。他還有壹種唱法，就是吸收老學究兒背誦古詩詞的平仄韻味，這種演唱嗡聲嗡氣，用的是背工嗓（頭腔兼腦後音），被人戲稱“壇子大鼓”。
這時他除了搭布篷“撂地”演唱外，還堅持走街串巷，進大宅門、公館演唱。他說第壹次演唱是和師弟李文俊去應承的。當時是闊家主人點唱，點了他師弟李文俊壹段《羅成算卦》，正巧他師弟不會唱這段。李文俊則推薦師兄劉文斌代唱，主家不願意，便拿劉文斌開心，說；“他長的那樣子，哪能唱的了呀？”當時劉文斌正有病，穿戴也不講究。後來經別人說情，還是讓他唱了。頭幾句京東大鼓唱得聲音洪亮，各個樓裏和附近的人都圍攏過來，掌聲不斷。大家都交頭接耳問唱者是誰？因此劉文斌的名字不脛而走，響徹津門。
後來聽他的人越來越多，請他演出的劇場也越來越多了。過了壹段時間廣播電臺約他長期直播演唱，因演唱技藝精湛被電臺長期錄用。通過廣播，劉文斌聲振天津以及北京、河北等地。當時天津的廣播電臺都是私人開設，有“中華電臺”、“仁昌電臺”、“東方電臺”、“青年會電臺”。這些電臺都是為商業服務，電臺開播之前都由演員播上壹段商品廣告。那時經劉文斌報播的廣告有延壽堂的藥品廣告：“調經養血，壹元錢。白喉蛾子，壹世福，壹家樂。”同時還介紹天津東馬路藥店的生乳靈。當時經濟大戰，也都利用電臺宣傳商品增加效益，在把商品推出去的同時，也把演員推上了市場。當時擁有收音機的人家很少，有的大買賣家為了招攬生意，店鋪門口放壹個大喇叭，每逢早晚，人們都到店鋪門前聽劉文斌演唱。有的幹著半截活把活停下來，也有的正在生著爐子，因聽唱把爐子給弄滅了，拿板凳坐店鋪門前聽。這時劉文斌紅了，京東大鼓的名聲在天津也越來越大了。因為他的演唱有獨特的風格，詞曲又通俗易懂，適合廣大貧苦市民聽眾接受，尤其是那些反映家庭生活的唱段，深受城鄉婦女們的喜愛。因為他演唱的曲目中，在描寫愛情以及平民生活中的悲、喜情節方面特別見長。這些曲目能像聊天敘家常那樣自然樸實，也有些警世人生富有哲理的曲詞。後來在茶園演出、電臺播出頻繁的情況下，對方問他唱的是什麽大鼓？劉文斌坦誠地說：“我們是京東人（京東是指通縣、三河、武清、寶坻、薊縣、香河、寧河等縣），就叫京東大鼓吧！”這就是“京東大鼓”之名產生的經過。
劉文斌唱紅津門之後，隨之也就有了些關於生意上的矛盾，按劉文斌的話說：“樹大招風了！”這是因為他的節目受到聽眾歡迎，同時有“中華”、“仁昌”兩個電臺搶著讓他演唱並報廣告。“中華電臺”要給他提高播出費讓他只在此獨家電臺演播，並說要付多出幾倍的報酬。劉文斌為講信義，毅然拒絕了“中華”的要求。他堅持在“仁昌”、“中華”兩個電臺演出，因此引起了雙方電臺矛盾和沖突。“中華”為了搶他，利用地痞幫派勢力給劉文斌寫了幾封匿名信，並在每封信中都畫著小刀子，寫著要殺死劉文斌，曾經在壹天裏接到了40多封信。這樣壹來，鬧得烏煙瘴氣，空氣十分緊張。劉文斌再也無法去演唱，於是和同行們商量，他們提議找延壽堂的樂老板商謀對策。這位樂老板是河北省大城縣人，在天津經商多年並且還有些威望。他反復考慮後說：“我去外邊走動走動，拜求各方看是否有轉機。要是不成就也只能回老家寶坻縣再謀生路，天津衛是無論如何也站不住腳了！”他還把劉文斌留在後院暫避，親自去西北角拜訪王三爺（青紅幫頭目），請求他給予關照解決。樂老板叫劉文斌前來向王三爺述說原由，王三爺聽罷馬上拿起電話向警察局說：“誰想成心鬧事……”接著又說了些讓他們關照的話，警察局的官員們當然答應對這件事給予照顧。後來劉文斌花錢請客才平息了這場事端，繼續在兩家電臺演唱。
在他演唱的興盛時期，正是奉軍駐守天津。因為劉文斌唱的是略帶鄉音的普通話，與東北的方言容易溝通，所以這些東北人也特別喜歡京東大鼓。隨著他的藝齡增長，在演唱技藝方面也不斷地升華提高。又因他為人也非常樸實憨厚，能與許多藝人們同臺獻藝並成為益友。在天津曾與花四寶、張壽臣、陳士和、馬連登、馬寶山、翟青山、劉寶全壹起同臺演出，在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曾在南市燕樂茶園（解放後改稱紅旗劇場）先後與劉文霞、常旭久、於瑞鳳、程玉蘭、鄭蝶影、曹寶祿、高德明、陶湘如、花四寶、白雲鵬、戴少甫、於俊波、侯寶林、郭啟儒等壹起演出。在南市慶雲茶園（解放後改稱***和劇場）先後與常連安、常寶堃、常澍田、金萬昌、馬三立、侯壹塵、張壽臣、王佩臣等壹起演出，從在前幾場位置壹直到能攢底演唱。20世紀40年代，他在平安茶園（今稱長城影劇院）長期攢底演出，此時正是京東大鼓揚眉吐氣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