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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時期怎樣開展衛生運動

20世紀二三十年代,輿論對於我國衛生事業現狀的***同看法是:我國民眾衛生智識幼稚,衛生習慣缺乏,欲使衛生建設順利推展並獲致實效,必須施行民眾衛生教育。有衛生學家認為,如果國民無個人衛生常識,則壹舉壹動都有違衛生原則,自取病亡,衛生當局也無法壹壹照護;國民若無公***衛生常識,則不解衛生行政的用意,在個人自由略被梗阻時,勢必起而破壞和阻撓。此話點出了民眾衛生教育對於個人衛生和公***衛生的雙重意義。近年已有若幹篇什論及民國時期的民眾衛生教育問題,不過對衛生運動這壹教育形式卻未加註意或語焉不詳。衛生運動是二三十年代中央政府下令各地在規定時間舉辦的運動,並非某城市或某區域的個別現象,本文擬以天津為例折射出其時衛生運動的狀貌,在作較細致描繪的同時也試圖探究衛生運動的時代意義,期能為當下的公***衛生宣傳活動提供壹定的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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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洋政府時期,包括天津在內的壹些城市已註意通過用白話寫就的告示向民眾傳遞衛生常識,但在當時教育不普及、文盲居多的情況下,此種宣傳難免有較大局限性。相對而言,國民政府時期以社會動員的方式開展的衛生運動,在宣傳的廣度和力度上都有明顯拓展,也比較容易引起人們的興趣和關註。

1928年南京政府通過了《汙物掃除條例》,規定各市於每年5月15日和12月25日各舉行壹次大掃除,同時《衛生運動大會施行大綱》也定這兩日為各城市舉辦衛生運動大會之期。後者明令衛生運動應為期兩日,第壹日以陳列衛生標本和書畫、邀請衛生專家演講為主,目的在於引起民眾對衛生運動的興趣,宣傳公***衛生智識。第二日為遊行與大掃除。這兩個衛生法規看來有疊合之處。它們對衛生運動的時間、基本內容和方式都提出了明確要求,成為各地政府開展衛生運動的依據。

在具體操作中,雖然衛生部規定衛生運動為時兩日,但實際如上海、武漢、廣州等城市往往將衛生運動的時間延長。天津市衛生局也因為“感覺壹兩日之運動,收效甚微”,故而往往將衛生運動的時間拉長為1—2周,甚至長達1個月,且通常把5月和12月的運動分別稱為春季衛生運動和冬季衛生運動。

在組織方式上,為了擴大衛生運動的影響,天津市衛生當局通常會尋求其他政府部門和社會力量的協作。例如1929年的春季衛生運動舉辦之前,衛生局召開了有警備部、市執委宣傳部和市屬各局代表參加的籌備會,並采取分工合作的方式,由籌備會會員分認各種事務,如總務科分設文書、會計、庶務、交際、糾察5股,宣傳科下分出版、講演、展覽、遊藝、布置5股,結果有財政局的代表自認擔任會計,港務局代表承攬糾察事宜,衛生局人員負責庶務,社會局組織展覽,教育局協助開展滅蠅運動等等。此後的衛生運動也都邀集其他機關團體***同舉辦。各局所之間橫向合作的組織思路有其合理性與必要性,誠如當時的天津市衛生局局長全紹清所言,衛生運動“關系市民健康甚大,衛生局雖負有專責,但終須社會各方面***同籌劃進行,庶能得力迅速,收效宏大”。各種資源和力量的整合成為衛生運動得以開展的重要前提。

至於衛生運動的內容與方式,雖然歷次舉辦時間各有長短,但基本不離演講、放映衛生影片、大掃除、衛生展覽會和滅蠅運動等數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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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衛生教育的倡導者看來,“在衛生宣傳的方法中,以口頭的宣傳為最易實行,而又以演講為最”。衛生電影則能“將其實際情況靈活地表露於觀眾眼簾之前”,具有“容易指示民眾”、“吸引民眾”和“感化民眾”的優點。在天津的衛生運動中,衛生講演即為最常使用的宣傳手段。如1929年春季衛生運動大會的前壹周以講演為重心,在市區各宣講所和青年會***舉辦了三十幾場講演,內容針對婦孺、青年學生、工人和普通市民,涉及重要時令病之預防、傳染病之由來、塵土與衛生之關系、公***衛生、近視眼與學生之關系、家庭衛生、工業衛生、結核病之傳染及其預防法、天津民眾盲目之原因等,講演者多為天津市名醫。有時為了配合清潔周運動,講演會也會舉辦壹周,向聽眾講解“家庭衛生”、“眼的衛生”、“牙齒衛生”等切近日常生活的衛生知識。需要補充說明的是,衛生講演的舉辦並不限於衛生運動期間,為了普及衛生常識,市政府也在平時派人員赴各戲園、茶園和電影院進行衛生講演。

因為擔心壹般市民對於衛生講演不太感興趣,衛生電影也被用作引發人們興趣,借機傳播衛生常識的工具。影片有時借自上海中華衛生教育會,也有由本地學術團體拍攝的。如某次運動大會上播映了由天津華洋防盲會攝制的電影“北平盲人之生活”,內容包括眼病的起因和盲人的痛苦等,以真實的形象警醒民眾註意用眼衛生。至於傳單這種尋常的宣傳手段,衛生部門自然也沒有棄置不用,而是經常印制壹定數量散發給民眾。傳單的內容也切合著時令,如冬天就相應地介紹關於流行性感冒、冬季衛生與衣服、凍死凍傷方面的知識,還提醒民眾留神煤氣中毒。

如果說衛生講演和衛生電影等使人們通過耳聞和目睹的途徑接觸到衛生和疾病知識,衛生展覽會則以另壹種形式引導人們認識疾病及其預防方法等等。

天津最早的衛生展覽會舉辦於1906年。是年,張伯苓、蔡樂爾、陳芝琴、全紹清、章元善等社會知名人士鑒於津埠“雖歷年疊經官府諄諄勸告,而城鄉壹帶其道路溝渠汙穢如故,不知力求清潔,作思患預防之計”,認為要改變這種狀況有賴於熱心人的極力提倡和銳意講求,於是帶頭發起衛生展覽演講大會,希望藉此可使人們“鹹知衛生壹道為人生之必要,從此互相講求,謀公***衛生幸福”。此次展覽會在天津的安徽會館舉行,為期三日,***展出主要由美國醫學博士畢德輝提供的模型和圖畫等***150余種,此外也有關於各國人口死亡率的演講。與後來由政府主辦的衛生展覽會相較,此次展會時間短暫,規模不大,僅有中外商學界數百人參加,不過社會精英對公***衛生的倡導和關註仍值得稱道。展覽會布告把衛生的價值標舉為:“種族之強,國家之盛,良由是也”,由此我們也可以從壹個側面了解社會精英如何回應強種救國這壹時代課題。

1929年,天津市政府在春季衛生運動期間舉辦了第壹個官方的衛生展覽會。舉辦衛展的動機,用其時津市市長的話說,“百聞不如壹見,故又搜集各種模型標本,使大家觀覽,俾得真切之認識”。此次展覽會的展品有四千種,根據性質分別歸屬病理部、生理部和飲食物品部,陳列於青年會供市民自由參觀,以使觀眾了然於“衛生之道及防病之法”。其中病理部包括急慢性傳染病、花柳病、寄生蟲類、中毒類以及其他類別的各種標本,如天花患者的人面標本,痢疾、霍亂癥的人腸標本,酒精中毒者的腸胃、肝心等病癥模型,梅毒患者的各部標本等;生理部有用藥水泡制的各月胎兒和人體的各種肉瘤;飲食物品部展出各種食品所含的毒菌。展出物的種類堪稱繁多。據報道,展會的第壹日有觀眾八百多人,第二日為兩千多人,第三四日則已增至三千多人。參觀人數的增長反映出展覽會似乎確實有壹定的吸引力。不僅如此,參觀者還不時向招待員“絮絮詢問”,陳列室內懸掛的兩百余種食品成分表尤能吸引小學生的註意力,有小學生將它們壹壹抄錄在日記本內留作編輯校刊的材料,以供同學參考。

市政府也和國外合作舉辦展覽會。1936年由中日醫藥同學會發起、天津市政府主辦的衛生展覽會,應該是民國時期天津市規模最大的展會。展品五千余件多來自日本的公私醫藥衛生機關和學校,天津衛生局也提供了少量照片、圖表和統計等。展覽品按科學研究的畛域分為5大部陳設,每壹部又分為若幹小部。展覽會會場門口聳立著壹個彩色牌坊,參觀者由此入內後先有招待員贈送“天津市衛生展覽會出陳目錄並說明書”壹份,隨後即可依循治療衛生部—預防衛生部—保健部—新藥部—成藥部的路線觀覽。治療衛生部的展出品按耳鼻科、眼科、外科、泌尿器科、皮膚科、職眾科、北方病、戰傷病、獸疫、產婦人科等陳列,預防衛生部展示赤痢、猩紅熱、消化器傳染病等主要病癥及其預防方法,保健部主要擺放書籍,新藥部和成藥部均為藥品。全部展品計有照片、標本、圖畫、模型、器械、書籍、藥品等數種。

除了展出上述物品之外,此次衛生展覽會還在兩家電影院分晝夜兩場免費播放衛生電影,每家上映兩日。不僅如此,天津市的幾家廣播電臺也負責播送壹些通俗的衛生講演,每日兩次,每次約半小時。展覽期間,會場附近還設立衛生商談所和健康診斷處為參觀者提供免費的診療和其他服務,並為兒童檢查身體。後項活動後又進壹步擴大為兒童健康比賽,由醫生為參賽兒童免費檢驗身體,將被檢者的各種記錄匯合後交由專家評出體格優良者。另外展會也編寫了介紹日常生活中應註意的衛生事項的小冊子,分發給參觀者。

為了“普遍宣傳”起見,中日醫藥同學會事前曾招待新聞界廣造輿論,而且在開幕之日也大造聲勢,不僅用飛機散發寫有衛生標語和展覽會時間地點的傳單,而且燃放內藏衛生標語的焰火。會場附近的大型氫氣球被用來告知民眾展會的地址與日期,以廣招徠。乘火車來津的參觀者還可以享受路費減價的優惠。這種宣傳陣勢似乎起了壹定作用,衛展開幕後的第二日參觀者即達六七千之多。展覽會***舉辦了20天,截至閉幕時,參觀者的人數總計超過了11萬,其中各小學的學生占了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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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文所述的宣傳活動相比,大掃除運動和捕蠅運動的社會動員面更大。1928年12月14日,天津市舉行了首次清潔運動。在此之前,公安局印制了傳單,列出了清潔運動中市民應實行的事項,如打掃房屋院落、收拾廚房和廁所、不可亂丟穢土穢物等。社會局也發布了宣言,聲稱“國家的強弱,和人民的康健,實有相連的極大關系。假使任何那壹國的民眾個個康健,人人精神飽滿,那麽這個國家絕沒有不強盛的。這是至當不易成例。不過人類的康健是有代價的,代價是什麽?就是衛生,衛生的要素,在於清潔……清潔運動,雖應該由市政府負責倡導,但絕對不是機關上幾個職員的能力,能夠達到美滿目的。必須要全市市民人人起來參加,繼續不絕地時時清潔,處處清潔”,竭力勸說和鼓動全民參與清潔運動。

為宣傳此次運動,公安局、衛生局和社會局等市府各局都派出人員參加遊行。遊行隊伍最前列是馬巡隊,其後為自行車隊和化裝隊。化裝隊又包括隊首的獅子會和中間的運戲車,後面則有壹巨人牽著五個小鬼。巨人喻“清潔之神”,五鬼指“清潔之害”,借以表達掃除汙穢之意。此舉可算是政府的巧思妙想。緊隨其後的是警士、各局長官等,最後則為清道夫。甚至部隊也參加了遊行,並宣稱軍人的責任“不僅是掃除壹切政治上的障礙”,也要努力掃除壹切汙穢。遊行隊伍壹路高呼口號,聲勢浩大。

在清潔運動的第二日,從公安局長到保安警隊和清道夫,攜帶掃具和土車開始打掃街道。各區也將道路掃除壹新,偶爾還有行人幫忙打掃。學校方面,各中小學校長、教職員和全體學生也出發參加清掃。以此為開端,天津市幾乎每年都舉行清潔運動(或稱清潔大掃除),持續時間從早先的半天延長為2—5日到兩周以上不等。如1931年的春季清潔大掃除以公安局所轄五區及四個特別區為掃除區域,采取分區輪流打掃的辦法,規定5月15—17日打掃第壹區,18—21日打掃第二區,余類推,***歷時17日之久。在1936年和1937年的大掃除運動中,掃除工作也按區次第開展。隨著清潔掃除運動的不斷舉行,對市民的動員和監督也逐漸加強。為引起市民對清潔大掃除的關註,衛生局通常會在市內張貼布告和標語,並利用無線電臺舉行衛生講演。衛生區事務所的衛生稽查員和各清潔分隊長警也分區逐戶勸告市民實行清掃。市政府要求各商家住戶於期限內掃除積穢,並組織坊長、閭鄰長和衛生稽查員等進行挨家挨戶地入室檢查,以確保清潔運動取得實效。打掃幹凈的商號和住戶被貼上清潔掃除驗訖證,衛生主管部門還按段抽査,檢查的依據是《汙物掃除條例施行細則》第2條,即“土地房屋所有者、使用者或占有者,為保持其地域內或建築物內之清潔,應履行下列各事:壹,備適當之容器,以容塵屑汙泥;二,備適當之溝渠以通穢水;三,備適當之便所,以容糞溺”。未履行上述義務的按該細則的第9條處罰,後來又改為勸導,淡化了處罰的嚴厲色彩。對於被判定為不合清潔標準的住戶商鋪,有時還會再度復查。

大掃除的具體方式通常是由清潔隊負責各區馬路的清掃,市民和商號等則必須把住室或鋪面內外及門窗等處打掃幹凈,並將穢土放在門外,以便清潔隊逐戶收取運除。已掃凈的街巷由灑水車用凈水挨次灑勻,灑水車無法通過的小巷則由各住戶自行分段灑水。後來清潔運動形成了壹套固定程序:大掃除開始之日先召開大會,經過奏樂、致辭、來賓講演、攝影等後,與會者即按照事先劃定的遊行路線舉行遊行。遊行人員和人數也有規定,除清潔隊全體長警與夫役、全部運穢汽車、灑水汽車及騾拉水車之外,另有市政府和公安局、財政局、社會局、衛生局各10人、9個區衛生事務所每區各5人、特壹至特三區各10人等等。在1936年的大掃除中,市長蕭振瀛還親自手執掃帚走在隊伍前列,通過以身作則來倡導清潔。

前已提及,中央下達的行政命令要求各市每年舉行兩次衛生運動和大掃除,就天津市的執行情況來看,春季的清潔大掃除有時持續時間較長,如上文1937年的大掃除運動起訖時間為4月20日—5月7日,竟長達18天,而冬季的大掃除壹般只有兩三日。這壹點估計和天津地處北方,冬季天氣嚴寒清掃不便有關。1930年12月天津市沒有如期舉辦清潔運動,就是因為全紹清本著務實的態度,認為在嚴冬強迫商民實行打掃,無異於敷衍搪塞,反而難收實效,因此征得中央同意加以變通。這些規模不等的清潔運動以“提醒民眾之註意”,“喚起市民們註意清潔,增進康健,免除疫癘”,“整飭市容、提倡衛生”,“振刷市民精神”為旨歸,但相關記載的闕如使我們難以得知其實際效果以及民眾的評價。我們只能推測,全社會動員的大掃除運動多少會給天津的都市景象和商民的生活環境帶來壹些改觀。從另壹個角度看,在清潔與衛生尤其是防疫之間已經建立了邏輯關系之後,城市居民也因此不得不面對現代衛生行政的觸角伸入個人生活領域的現實,接受官方人員的登門勸導及對其住宅清潔程度的檢查與評估,這對人民的日常生活節奏難免會產生影響。壹位小學生目擊了某次衛生檢查後,寫下了這樣的文字:

我昨天上午放學,剛到家裏,就聽喊嚷,查衛生的來了,嚇的各家,室內掃的比每天清潔,院內外有灑白灰者,有灑衛生水者,恐怕挨罰。小朋友們呀!吾願天天如此灑掃清潔,於我們自己有莫大的利益,那怕他查衛生呢?

顯而易見,至少有壹部分市民因迫於檢查和罰款的壓力不得不做出“講衛生”的姿態,以使自己的行為符合衛生行政的要求。而這名學童倡議天天灑掃,表現出比壹般市民強烈的衛生意識,則或許與其所受的衛生教育有關了。

官方的宣傳強調了清潔運動的正面價值,然而也有人對此運動表示擔憂。天津的西醫王祖德告訴人們,以高級領袖的身份親自參加大掃除以為他人倡,始於馮煥章將軍。馮氏因為出身行伍,對醫學衛生缺乏研究,所以想以親自打掃街道來提倡清潔。然而“其意甚善,其害實巨”,因為繼其之後許多市縣都集合中小學生參加大掃除,這些學生多為缺乏抵抗力和免疫力的孩童,塵土中激揚起的微菌很容易入其口鼻和肺部,故名為清潔運動,實際最終卻與本意大相悖謬。作者還以國外的衛生實踐作為反例,指出國外厲行衛生,向無召集學生和市民作掃街之舉者,而是由清道夫役於昏夜中進行。作者尤其嘆惋,站在科學的旗幟下領導全國的上海,其市長和衛生局長竟然也親執掃帚,領導市民開展清潔運動。清潔的作用自然不能輕易否定,但在我們很可能不加細思地認為清潔運動是對衛生現代化的趨近時,主流輿論之外的聲音能提醒我們對類似舉措的現代性、合理性是否真的不言而喻多壹分忖度。

為了減少傳染病的發生,政府也積極向蒼蠅宣戰,組織滅蠅運動。

天津市的滅蠅運動多於每年夏令舉行,宣傳與競賽相結合是其常采取的方式。因為蒼蠅繁殖能力強,危害極大,滅蠅辦法遂成宣傳重點。為求根絕蒼蠅,衛生局希望民眾定期清理容易孳生蠅類的地方,如垃圾箱、廁所、糞坑糞池、畜舍,此法即所謂的“除產地”。對付蠅蛆和成蠅的方法,從噴沸水、撒石灰到如何制作捕蠅紙,更被詳細介紹給民眾。由於民眾未必知曉蒼蠅為傳染病的媒介,衛生主管部門也向他們解釋滅蠅的科學依據與必要性,並籲請民眾合力滅蠅。類似的衛生常識除了借助媒體的力量傳播之外,也印制成傳單散發給各機關、團體、學校和民眾,並邀請名醫到天津市各講演所演講,擴大滅蠅宣傳,或在重要街衢貼掛宣傳標語、圖畫和旗幟,以喚起市民對於滅蠅運動的註意。

天津市開展第壹次滅蠅運動時即訴諸有獎競賽的辦法,賞格為銀盾、獎牌和夜光表等。天津市小學生是滅蠅運動的幹將,贏得了前數名,但也有小學生之外的市民以個人名義參加捕蠅運動並獲獎,遺憾的是報紙沒有提及這些人的身份。值得註意的是,天津市組織市民滅蠅運動或大會,其宗旨不僅在於“提醒民眾註意蠅類之禍害”,也期望能由此“激勵市民實行其社會服務之精神”,而市民對於該活動也並沒有袖手旁觀。不過,根據目前的資料還難以判斷市民參與滅蠅運動是因為真正認識到蒼蠅的危害,還是受獎品的誘惑。說到獎品,為了刺激人們的參與熱情,衛生主管部門曾向其他機關團體廣征獎品。在它的號召下,教育局、工務局、財政局等紛紛贈送銀盾、手巾、香皂、牙粉、牙刷等物,天津商會則購置了捕蠅具50把送給社會局作為獎品。這也從壹個側面證實了衛生運動社會動員的廣泛性。

這種以給獎的方式舉辦的市民滅蠅大會,有時被認為有“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之嫌,宏效難著”,因此市府也決定變更壹貫做法,效仿北京等地,出錢收買死蠅,以喚起市民撲蠅的興趣。具體辦法是市民將撲殺的成蠅集到壹定數目,裝成小包送到指定地點出售,價格為每大銅元壹枚購買死蠅壹千個。次年的收購價改為每百個為壹包,每包給銅元二枚,所收死蠅按日用焚毀爐焚毀。不過或許因為出錢購買死蠅畢竟會增加財政負擔,資料顯示在隨後幾年中此法在天津未被再次使用。

在小學生中,市政府組織了滅蠅圖畫競賽和講演競賽。圖畫競賽的獲獎者除受到獎勵之外,其作品還和其他比較出色的圖畫壹起在青年會展出。從標題看,這些畫作表現的是小學生們對蒼蠅的各種認識,如“壹個蒼蠅,每年要生殖子孫十八萬八千三百五萬萬,那(哪)壹個都能致人於死命”、“蠅害甚於飛機炸彈”、“強盜殺人要流血,蒼蠅殺人不見血”等等。講演競賽先分五區在全市市立小學範圍內舉行預賽,預賽的前二名再進入決賽。決賽時小選手們的講演基本以蒼蠅的危害和撲滅蒼蠅的方法為主題。這些競賽對於參加者以及旁觀、旁聽者而言不失為壹次受教育的機會。

在滅蠅運動中,天津市衛生行政機構不僅扮演了動員者和組織者的角色,而且也身體力行,組建滅蠅隊逐日到各個警區界內的公廁以及汙穢骯臟蠅蛆容易棲止和繁殖的地方,潑灑石灰藥水。在1934年5—8月的滅蠅運動期間,市政府***查明全市糞坑15346個,汙穢潮濕地方2393處,消毒1700次,收買蒼蠅947600個。有趣的是,市府還制作捕蠅拍五千把,分別送給各警區(再由各警區轉贈給民眾)、教育局(然後再分發給學校)以及鮮貨店等店鋪。從政府擬定的滅蠅運動辦法來看,政府並不專意以撲滅多少只蒼蠅為功,而是希望能從源頭上杜絕蒼蠅的產生,所以規定住戶鋪戶的廚房均宜收拾幹凈,不可堆積汙物;廁所宜每日掃除壹次,糞桶加蓋,每星期於桶內撒生石灰壹次;不可向街巷內潑灑穢水,應該用有蓋的穢水桶存貯等等。有時滅蠅運動幹脆以對市內垃圾集積的場所和廁所等處進行大掃除為前期工作。從這壹點看,天津市的滅蠅運動具有科學性的壹面,由此民眾也或多或少能通過這項運動認識汙穢與蠅患之間的關系,樹立文明的衛生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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