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觸的醫療糾紛中,90%以上是由於病人沒錢導致療效不佳或因為沒錢的花了錢而對醫療結果期望過高所致.
這裏轉載壹篇南方周末的對於衛生部要嚴查紅包的問題，社會應該來關心醫生的處境。
醫療行業在整個醫藥行業中位處下遊，中遊有藥品經銷，上遊有藥品生產或引進；而在整個醫藥行業之上，更有醫藥行業的監管者。這實際上是壹個食物鏈。在這個食物鏈中越是處於高端，獲利越豐；越是處於低端，則獲利越微。醫藥行業是公認的暴利行業，醫療行業因為處於這個食物鏈的最末端，其利益最微薄，暴利都流向醫療行業之外的其他環節。
圍剿紅包的戰爭正在打響。某省不久前發布醫療機構及醫生《索要、收受“紅包”、回扣責任追究暫行辦法》。按此辦法，凡索要收受“紅包”、回扣數額在1萬元以上的，將面臨行政降級或者撤職處分。最近召開的全國衛生工作會議上，衛生部負責人也宣布，衛生部即將全面開展行業不正之風專項整頓工作，最先開刀的就是醫生收紅包。這位負責人稱，衛生部門要設立患者投訴電話，凡收紅包、拿回扣的醫生都將被取消行醫資格。
坦白地說，我對此不以為然。醫療行業確實問題多多，社會滿意度確實很不理想，甚至可以說醫療行業是社會滿意度最低的行業之壹。整頓醫療行業不正之風，必要性毋庸置疑。但正因為問題多多，更不應草率為之。僅僅迫於公眾義憤，不問情由，不待確診，只就表面現象下藥開刀，其結果往往會轉嫁矛盾，而掩蓋深層次的問題。
那麽，深層次的問題究竟何在？用利益分析方法來考察，答案顯而易見。醫療行業並不是整個醫藥行業中獲利最大的環節。醫療行業在整個醫藥行業中位處下遊，中遊有藥品經銷，上遊有藥品生產或引進；而在整個醫藥行業之上，更有醫藥行業的監管者。這實際上是壹個食物鏈。在這個食物鏈中越是處於高端，獲利越豐；越是處於低端，則獲利越微。正如壹位專家所雲，目前我國病人總體醫療費用中，醫院所收的醫護人員的勞動費用其實很少，在總費用中所占的比例極小——大約在5％－10％之間，而這些費用也並非全部付給醫護人員。就連前任衛生部部長也承認，大多數醫療技術服務項目收費價格較低，“不能補償醫療服務中的成本消耗，醫療機構只能從藥品銷售、大型醫療設備檢查和開展新特項目中得到補償，致使醫療行為扭曲”。
醫藥行業是公認的暴利行業，醫療行業因為處於這個食物鏈的最末端，其利益最微薄，暴利都流向醫療行業之外的其他環節。譬如壹具血管支架，產地美國只賣8000元，到了中國竟賣到18000元。多出來的10000元中，國家收取銷售總額21％－30％的稅收，保守計算至少拿走3780元；另外4000－5000元為分銷商所得；醫院所得為僅僅5％的管理費，即900元。醫療行業某種程度上類似城市快遞公司的快遞員，不過賺壹點把藥品和其他耗材品從經銷商手上轉送到病人手上的跑腿費而已。本來是高智力的勞動，得到的卻幾乎是體力勞動的報
酬。這種特殊形式的“腦體倒掛”在醫藥行業普遍存在。幾乎每個地區，都只有寥寥兩三家特大型醫院、名牌醫院經營狀況良好，醫生收入豐厚。絕大多數中小醫院則清湯寡水，那裏的醫生們，收入並不在社會平均水平之上，大多面臨著沈重的生存壓力。
但獲利最少的醫療行業，卻是整個醫藥行業中跟社會互動最多最直接的環節，仿佛整個醫藥行業的“形象先生”。於是，人們往往把整個醫藥行業存在的問題，簡單地統統歸咎醫療行業，謗聲蜂起。
這就是說，真相其實很清楚，並不是醫生在“吃人”，而是壹種食物鏈在“吃人”，醫生不過被迫充當這個食物鏈的末枝器官而已。
接下來的問題是，為什麽會造成這種情況？或者換句話說，是什麽造成這樣的食物鏈結構呢？壹位專家曾披露：“高額的醫療費用主要是由藥品、消耗品、器材價格的虛高造成的。其中，中間環節的分銷商賺得太多了。”由此不難推導出部分答案，那就是監管者的縱容。沒有監管者的縱容，中間環節的分銷商根本不可能賺那麽多，醫藥行業也就不可能那麽黑。專家披露的另壹個事實也佐證了這壹點：“物價部門管醫院管得很緊，但所管的都是小錢，並未管到藥品器械這些高質消耗品。對這類產品，經銷商向物價部門報價是多少就是多少，物價部門並未限定此類商品的價格。然而，病人花錢最多的往往正是在這類高質消耗品上。有的抗菌素1000多元壹支，註射10針就是1萬元；有的藥20元1片，壹個療程下來就是幾千元。這部分在總體醫療費用中占了很大的比例。”上書國家部委呼籲抑制藥價的青年教師劉飛躍則提供了監管者縱容與藥價虛高的具體情節：
“貴州聖濟堂制藥廠生產的鹽酸二甲雙胍片成本不足5元，政府的最高限價是46.80元。
山西恒大制藥有限公司生產的絡血寶註射液，企業給經銷商的實際供貨價是2.10元，可物價部門給其定的零售價是14.50元。”
很顯然，醫藥費用急劇攀升，以至超出絕大多數國民的實際承受能力，主要是醫藥行業中、上遊環節與監管者***謀的結果。
最後的問題是，為什麽會有這樣的***謀？答案四個字：利益驅動。就醫藥從業者而言，他們只是商人，逐利而來，豈有他哉？不存在實質性的監管，他們當然要百無禁忌。就監管者而言，各個職能機構事實上都是獨立的經濟主體，有著與壹般經濟主體毫無二致的強烈的利益沖動；放松監管能為它們提供廣大的尋租空間，它們何樂不為！
而醫藥市場的不斷擴張，醫藥產業的不斷膨脹，更可以給壹些地方政府帶來兩個直接的收益：其壹是刺激GDP的增長，帶來政績；其二是增加財政收入，因此同樣是何樂不為！以醫藥產業為支柱產業，以權力培育醫藥市場，成了***識。這種情況下，要求加強對醫藥行業中、上遊的監管，把其利潤壓縮到合理的、即社會平均利潤的區間內，豈非虎口拔牙？便有了這樣微妙的對比：壹方面，醫藥產業迅猛發展——1990年以來，我國醫藥工業產值年均遞增超過20％，既遠遠高於同期國民經濟的增長，亦遠遠高於全球醫藥工業的平均增幅。另壹方面，中國被列為世界上“衛生財務負擔”最不公平的國家之壹——在2000年世界衛生組織醫生負擔公平性的排名中，中國位居第188位，是倒數第四位。這兩種景觀之間是不是存在因果關系，實在頗堪玩味。
可見，醫療行業固然需要整頓，但醫療行業的問題主要不是醫療行業的問題，而是整個醫藥行業的問題，又尤其是監管者的問題，是整個食物鏈的問題，而不能單單把醫生推上風口浪尖。醫生既要遭受來自食物鏈內部的盤剝，只能維持基本生存，又要承受強大的輿論和行政壓力，承受千夫所指。長此以往，難免身心交瘁。而醫生是我們的生命的看守者，如果醫生自己都身心交瘁，還能指望他們看守我們的生命嗎？從這個意義上講，善待醫生，其實就是善待我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