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康年，浙江杭州人，出生於1924年，自幼聰穎好學，17歲進考上海大亞電臺任播音員，不久辭職經商，後又在北京西路開設了“大康行西藥部”；由於其為人正派，註重信譽，贏得了顧客良好的口碑；抗戰勝利後，又在漢口路開辦“大康藥房”，自任經理，經營西藥買賣，成為上海灘小有名氣的壹間藥房。
1951年，朝鮮戰場硝煙正酣，由於作戰部隊急需各類藥品，導致中國藥品供應十分緊張；1951年8月，中國人民誌願軍某部軍需官來到“大康藥房”，要求訂購價值3億多元（舊人民幣，下同）的藥品及醫療器械，而且要求賒賬，王康年向軍方表示自己“店小利薄”，資金無法周轉，且在此之前，軍方已先後2次提走藥品，欠下5億多元的藥款至今沒付，“大康藥房”已經實在無力承受“賒賬”了。
然而王的解釋並沒有得到軍官的同情，反而遭來壹頓訓斥，以後該軍官兩次登門，要求“大康藥房”發貨，均遭經理王康年的拒絕，由此埋下了殺身之禍。 1951年底，中國開展聲勢浩大的“三反五反”運動（註：即在黨政機關人員中開展的“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在私營工商業者中開展的“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鬥爭的統稱）。
1952年1月31日，大康藥房的工會主席董淵帶著4名職工來到因病在家休息的王康年家中，勒令其交代“五反問題”。王康年不解地回答：“我沒有這方面的問題，如果有的話，希望大家提供材料。”董淵按照“黨組織”的統壹口徑訓斥王康年：“職工自有職工責任，材料不能給妳，妳應該自己徹底坦白交代。”
第2天，大康藥房舉行了“職工大會”，在組織安排下，董淵、馬維善、滕仲年等人紛紛上臺，“義憤填膺”地對王康年進行了“揭發”、“揭露”他偷漏國家稅收，用欺詐手法騙取和拖欠國家銀行大量貸款，私套外匯，先後***計盜竊資財26.1億元，使國家遭受極其嚴重損失，王康年聽了這些無中生有的“檢舉揭發”，猶如晴天霹靂，臉色變得煞白，王對天發誓，甚至不惜以自殺示清白。
2月4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根據職工“檢舉”的“材料”，將王康年逮捕。 1952年2月7日，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發表了有關揭露“奸商王康年罪行”的報導。
《解放日報》還編造了“大康藥房”在解放前因投機失敗而倒閉，後全靠黨和國家的資助才興旺發達的謊言，指責王康年“忘恩負義、恩將仇報”，大量 “盜騙”國家資財，並列舉大康藥房職工“檢舉”的材料，稱被王騙取的定貨款多達11億元。
王康年的“罪惡行徑”見諸報端後，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極大憤慨，許多人紛紛寫信給報社表示：“我們決不能為了個人利益，讓這種‘奸商’繼續存在。這種連‘誌願軍’的藥品都要吞沒的‘黑心商人’，我們要堅決檢舉他，和他鬥爭到底！”，《解放日報》連續兩天就收到讀者來信24封，在這些信上簽名的人數達181人（另有3個團體）。
到2月9日午後，又收到39封來信，這是從“運動”開展以來已揭露的案件中讀者反映最快最多的壹次，這些信件壹致憤慨地要求政府把王康年交給人民公審，處以極刑。 王康年經營的僅僅是壹家普通藥房，所有藥品都是從其他藥廠進貨而來，“大康藥房”只做零售，自身並不具備“制假”的能力。
“愈加其罪，何患無辭”，但由於沒有真憑實據，王康年的案子壹直拖到了第二年，上海市法院於1953年2月28日宣布罪犯王康年“證據確鑿、罪行成立，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在導演的這場“法庭舞臺劇”中，除了“罪犯”王康年以外，沒有壹個人因“受賄”被起訴，沒有壹家藥廠因“制假”遭查封，也沒有壹名“受害”的“誌願軍”士兵在法庭上出庭作證，王康年所有的“罪行”均來自於“職工”的“揭發”，本人的“供認”以及報紙的“宣傳”。
在司法“黑箱”操作下，壹個善良、本分的年輕工商業主，被制作成了壹具“黑心黑肺”“面目猙獰”的“妖魔”標本，成為用來恫嚇資本家和商人業主的“政治恐龍。”被關在黑牢中與世隔絕的王康年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在公安局刑偵人員的連續刑訊下，除了招認所有捏造的“罪行”以求速死之外，沒有任何為自己申辯的權利，其家人自王康年被逮捕直到槍斃，也沒能見上壹面。
宣判後的當天下午，壹輛黑色的囚車載著五花大綁的王康年駛出了監獄大門，朝著龍華荒野的刑場疾馳而去，這時天空忽然飄起了濛濛細雨，老天也似乎在為這顆冤屈的靈魂送行……
王康年被處決以後不久，其妻也服毒自盡，“大康藥房”的所有資產、房產均被政府沒收，其兄王康慶被趕出藥房，成為“管制分子”，從此壹生潦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