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太子李昌翼（胡昌翼）的後裔。
白手起家
從掃地、倒尿壺等雜役幹起，三年師滿後，就因勤勞、踏實成了錢莊正式的夥計。正是在這壹時期，胡雪巖靠患難知交王有齡的幫助，壹躍而成為杭州壹富。
胡慶余堂今景
胡慶余堂今景[3]
王有齡，字英九，號雪軒，福建侯官人。在道光年間，王有齡就己捐了浙江鹽運使，但無錢進京。後胡雪巖慧眼識珠，認定其前途不凡，便資助了王五百兩銀子，叫王有齡速速進京混個官職。後王有齡在天津遇到故交侍郎何桂清，經其推薦到浙江巡撫門下，當了糧臺總辦。王有齡發跡後並未忘記當年胡雪巖知遇之恩，於是資助胡雪巖自開錢莊，號為阜康。之後，隨著王有齡的不斷高升，胡雪巖的生意也越做越大，除錢莊外，還開起了許多的店鋪。
庚申之變成為胡雪巖大發展的起點。在庚申之變中，胡雪巖處變不驚，暗中與軍界搭上了鉤，大量的募兵經費存於胡的錢莊中，後又被王有齡委以辦糧械、綜理槽運等重任，幾乎掌握了浙江壹半以上的戰時財經，為今後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鹹豐十壹年（1861年）十壹月，太平軍攻杭州，光墉從上海、寧波購運軍火、糧米接濟清軍。左宗棠任浙江巡撫，委光墉為總管，主持全省錢糧、軍餉，因此阜康錢莊獲利頗豐。京內外諸公無不以阜康為外庫，寄存無算。他還協助左宗棠開辦企業，主持上海采運局，兼管福建船政局，經 手購買外商機器、軍火及邀聘外國技術人員，從中獲得大量回傭。他還操縱江浙商業，專營絲、茶出口，操縱市場、壟斷金融。[5]
亦官亦商
胡雪巖之所以可以迅速倔起，除了得益於王有齡之外，另壹個人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這個人就是左宗棠。1862年，王有齡因喪失城池而自縊身亡。經曾國藩保薦，左宗棠繼任浙江巡撫壹職。左宗棠所部在安徽時晌項已欠近五個月，餓死及戰死者眾多。此番進兵浙江，糧餉短缺等問題依然困擾著左宗棠，令他苦惱無比。急於尋找到新靠山的胡雪巖又緊緊地抓住了這次機會：他雪中送炭，在戰爭環境下，出色地完成了在三天之內籌齊十萬石糧食的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在左宗棠面前壹展自己的才能，得到了左的賞識並被委以重任。在深得左宗棠信任後，胡雪巖常以亦官亦商的身份往來於寧波、上海等洋人聚集的通商口岸間。他在經辦糧臺轉運、接濟軍需物資之余，還緊緊抓住與外國人交往的機會，勾結外國軍官，為左宗棠訓練了約千余人、全部用洋槍洋炮裝備的常捷軍。這支軍隊曾經與清軍聯合進攻過寧波、奉化、紹興等地。 胡雪巖是壹位商人，商人自然把利益放在第壹位。在左宗棠任職期間，胡雪巖管理賑撫局事務。他設立粥廠、善堂、義墊，修復名寺古剎，收堿了數十萬具暴骸；恢復了因戰亂而壹度終止的牛車，方便了百姓；向官紳大戶勸捐，以解決戰後財政危機等事務。胡雪巖因此名聲大振，信譽度也大大提高。這樣，財源滾滾來也就不在話下了。自清軍攻取浙江後，大小將官將所掠之物不論大小，全數存在胡雪巖的錢莊中。胡以此為資本，從事貿易活動，在各市鎮設立商號，利潤頗豐，短短幾年，家產己超過千萬。
晚清時期著名的洋務運動由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三人發起。此三人在同太平天國戰爭中，認識到了西方先進軍事技術的重要性，迫切地要求向西方學習、自強禦侮，但由於他們的特殊身份，不便與外國人打交道。這樣，與左宗棠聯系極為密切，諸通華洋事務的胡雪巖在洋務運動中又找到了用武之地。他協助左宗棠創辦了福州船政局、甘肅織呢總局；幫助左宗棠引進機器，用西洋新機器開鑿徑河。毫不誇張地說，左宗棠晚年的成功中有著胡雪巖極大的功勞。
協辦船政
同治五年（1866年），朝廷批準了左宗棠的奏折，命其在福建馬尾主持興辦船廠，監造輪船。胡雪巖找來法國的技師，協助左宗棠籌建船廠。但就在船廠剛剛動工不久，朝廷突然下令左宗棠調任陜甘總督。左宗棠赴任之前，壹面向朝廷推薦江西巡府沈葆楨任船政大臣，壹面又竭力推薦胡雪巖協助料理船政的壹切具體事務。
同治八年（1869年）秋船廠的第壹艘輪船“萬年清”號下水成功。這艘輪船從馬尾試航壹直行駛到達天津港，當人們首次看到中國自己制造的輪船時，萬眾歡騰，盛況空前，連洋人也深感驚奇。同治十年（1871年）初，“鎮海”號兵輪又下水成功。遠在邊陲的左宗棠得知這些消息，特別寫信給胡雪巖：“閩局各事日見精進，輪船無須外國匠師，此是好消息……閣下創議之功偉矣。見在學徒匠日見精進，美不勝收，駕駛之人亦易選擇，去海之害，收海之利，此吾中國壹大轉機，由貧弱而富強，實基於此。”
作為壹代 紅頂商人，胡雪巖叱詫商場，寫盡人間風流。更令後人稱道的是，他為富且仁，善好施，做出眾多義舉，在贏得胡大善人的美名、黃馬褂加身的同時，亦獲得了更多的財富。在他的這些義舉中，胡慶余堂藥號的開辦，尤為後人們所稱道。
至同治十壹年（1872年）阜康錢莊支店達20多處，布及大江南北。資金2000萬余兩，田地萬畝。由於輔助左宗棠有功，曾授江西候補道，賜穿黃馬褂，是壹個典型的官商。
同治十三年，籌設胡慶余堂雪記國藥號，光緒二年（1876年）於杭州湧金門外購地10余畝建成膠廠。胡慶餘堂雪記藥號，以壹個熟藥局為基礎，重金聘請浙江名醫，收集古方，總結經驗，選配出丸散膏丹及膠露油酒的驗方400余個，精制成藥，便於攜帶和服用。其時，戰爭頻仍，疫癘流行，“胡氏辟瘟丹”、“諸葛行軍散”、“八寶紅靈丹”等藥品備受歡迎。此後，胡光墉親書“戒欺”字匾，教誡職工“藥業關系性命，尤為萬不可欺”，“采辦務真，修制務精”。其所用藥材，直接向產地選購，並自設養鹿園。且招牌為“真不二價，”胡慶餘堂現為國內規模較大的全面配制中成藥的國藥號，飲譽中外，對中國醫藥事業發展起了推動作用，被譽為“江南藥王”。
光緒八年（1882年），光墉在上海開辦蠶絲廠，耗銀2000萬兩，生絲價格日跌，據他觀察，主要原因是華商各自為戰，被洋人控制了價格權，胡雪巖高調坐莊。百年企業史上，第壹場中外大商戰開始了。開始，胡氏高價盡收國內新絲數百萬擔，占據上風。華洋雙方都已到忍耐極限，眼見勝負當判，誰知“天象”忽然大變。歐洲意大利生絲突告豐收再就是中法戰爭爆發，市面劇變，金融危機突然爆發。事已如此，胡雪巖已無回天之力。次年夏，被迫賤賣，虧耗1000萬兩，家資去半，周轉不靈，風聲四播。各地官僚競提存款，群起敲詐勒索。十壹月，各地商號倒閉，家產變賣，胡慶餘堂易主，宣告關門倒閉。接著，慈禧太後下令革職查抄，嚴追治罪。光墉遣散姬妾仆從，姬妾仆從寧死都不離開胡雪巖，他的棺木埋於杭州西郊鸕鶿嶺下的亂石堆中。1921年紗布交易所建立，也算是給亂墳堆裏的胡雪巖壹個遲到了30年的告慰。
關於創辦胡慶余堂雪記國藥號的緣由，流傳至今的有兩種說法：壹種說法為胡雪巖因胡老太太生病抓藥受阻，怒而開藥號；壹種說法為胡雪巖因小妾生病，抓回的藥中有以次充好的壹兩味藥，要求更換時遭到藥店夥計的搶白，激憤而開藥號。實際上，任何偶然事件都有其必然性，胡慶余堂的開創與胡雪巖深受杭州悠久的中醫文化熏陶，身處亂世而興濟世救人之念有著密切的關系。其實，早在1875年由於戰亂、疫病等原因，死亡率劇增，人口負增長之時，胡雪巖便己打定救死扶傷的主意。他邀請江浙壹帶的名醫研制出諸葛行軍散、八寶紅靈丹等藥品，贈給曾國藩、左宗棠等部及受災區民眾。胡雪巖在全盛時期開創的胡慶余堂將他救死扶傷的對象範圍擴大到全天下所有的百姓。在胡雪巖的主持下，胡慶余堂推出了十四大類成藥，並免費贈送辟瘟丹、痧藥等民家必備的太平藥，在《申報》上大做廣告，使胡慶余堂在尚未開始營業前就已名聲遠播，這正是胡雪巖放長線釣大魚的經營策略。1878年春，以上的耗費換來的是成倍的利潤。
胡慶余堂在1880年時，資本達到二百八十萬兩銀子，與北京的百年老字號同仁堂南北相輝映，有北有同仁堂，南有慶余堂之稱。而胡雪巖，胡慶余堂的創辦者，也因其不恥下問、勇於探索，以壹個錢莊出身、不熟悉藥業的人在中國藥業史上寫下了光彩奪目的壹筆，使胡雪巖的聲名不至被時間所沖淡。這也算是善有善報吧！
除了創辦胡慶余堂以懸壺濟世的義舉之外，胡雪巖還為左宗棠的西征舉借洋款，為左宗棠成功收復新疆，結束阿古柏在新疆十多年的野蠻統治立下了汗馬功勞，又書寫了他人生中精彩的壹筆。
1866年，左宗棠由閩浙總督調任陜甘總督，奉命出關西征。正所謂兵馬未動，糧草先行西征軍經費雖然由各省***同籌集，但為數不多，且經常拖欠。為解決經費問題，左宗棠只好奏請借洋款救急。
自然，具體經辦借洋款事務這壹重任落在了胡雪巖肩上。胡雪巖通過在上海匯豐銀行的任幫辦壹職的朋友古應春的安排，打算向英國渣打銀行借款。胡與該銀行經理首次面談便因在利息、借款期限等問題上無法達成壹致，不歡而散。後在胡雪巖的精心策劃下，自稱中國通的渣打銀行駐中國地區總經理被收拾得服服貼貼，雙方很快就利息、期限、償還方式等細節達成壹致。胡雪巖為西征籌得第壹筆借款。此後，為助左宗棠西征，胡雪巖先後六次向洋人借款，累計金額為壹千八百七十萬兩白銀，而利息至少占總數的壹半，可以說是非常驚人的高利貸。但從當時的情況來看，這壹借款舉動是值得的。
當然，圖利是商人的本性，胡雪巖也無法脫俗，他浮報了利率，利用借貸款實付利息與應付利息之間的差額，吃了“回扣”。但總的來說，在當時西征大軍欠缺糧晌，各方相互推委的艱難時刻，胡雪巖能夠挺身而出，不辭勞苦擔負起籌借洋款的重任，協助左宗裳西征保住新疆，還是表現了他的愛國之情。雖然，我們常常把奸字與商字連在壹起，甚至更有無奸不商壹說，但就事實而論，生意場中也有性情中人，胡雪巖算得上其中之壹。在功成名就之後，他並未忘記家鄉百姓，為杭州百姓做了許多義舉。他開設錢塘江義渡。方便了上八府與下三府的聯系，並設船，為候渡乘客提供方便，並因此博得了“胡大善人的美名”。他還極其熱心於慈善事業，樂善好施，多次向直隸、陜西、河南、山西等澇旱地區捐款賑災。到1878年，除了胡雪巖捐運給西征軍的藥材外，他向各地捐贈的賑災款估計己達二十萬兩白銀。更鮮為人知的是，在轟動朝野的楊乃武與小白菜壹案中，他利用自己的聲譽活動京官，贊助錢財，為此案最終昭雪立下了汗馬功勞，並借此案使他的義聲善名更加深入人心。此外，他還兩度赴日本，高價購回流失在日本的中國文物。從這壹切舉動中可見他行俠仗義的仁厚之心和壹顆拳拳愛國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