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生完孩子，各種推銷嬰兒用品的電話就打了進來。許多母親苦苦思索是誰泄露了她們的信息。5月16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6起典型案例，包括韓等8人買賣新生嬰兒的信息。其中，上海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工作人員韓利用職務便利，非法獲取數十萬條新生兒信息進行出售。
泄露公民信息主要有四種方式:
壹是非法出售牟利的“內鬼”，如銀行員工、電信公司員工、保險公司員工、自來水公司員工、快遞公司員工、醫院員工、招生辦工作人員等。，都有機會掌握眾多用戶的信息，這也是公民信息泄露的“重災區”；
二是從事信息技術的人員、計算機維護人員利用技術優勢獲取公民信息；
第三，黑客入侵獲取信息；
四是少數人缺乏保護信息的安全意識，不慎泄露信息，或信息采集單位和個人被騙泄露信息，如貧困生信息被不法分子騙走。
除了公民個人因自身原因泄露信息外，其他三種主要的信息泄露類型都與信息采集單位的責任密不可分。比如，信息采集單位“內鬼”之所以能夠成功竊取公民個人信息，壹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信息采集單位缺乏信息安全意識，沒有建立嚴格的保護公民個人信息的制度。信息采集單位的工作人員只要稍加小心，就可以獲取大量的公民個人信息，然後在無人知曉的情況下，將非法獲取的信息出售牟利。往往不僅信息收集單位的相關人員毫不知情，事後也不承擔任何責任。即使公安部門抓到了“內鬼”，往往也很難追究信息收集單位的責任。
因此，在防止公民個人信息泄露的法律鏈條中，信息采集單位的責任是缺位的。信息采集單位保護不力，監管存在嚴重漏洞，事前沒有防範，事後沒有承擔任何責任。這無異於縱容信息采集單位的粗心大意和監管不力，也是“內鬼”膽大妄為，屢屢竊取信息的原因。目前，由於信息采集單位的信息保護或監管存在太多漏洞，信息采集單位成為泄露公民信息的“重災區”，這實質上是提醒信息采集單位加強保護和監管，包括技術、制度和責任追究方面，堵塞信息泄露的漏洞。
權利和責任應該對等。壹些公共服務單位在收集公民信息時，有責任和義務保證公民信息的安全。否則，信息采集單位將沒有資格接受公民個人信息。即使法律法規要求收集公民個人信息，比如實行“實名登記制”的要求，也要保證公民的信息安全。這應該是單位收集公民信息的法定義務，這種義務體現在泄露信息的責任上。但每次發生信息泄露事件，除了懲罰“內鬼”，信息收集單位的責任往往也就不了了之。這種放開單位的做法很壓抑，也是公民信息屢遭泄露的重要因素。
事實上，信息收集單位是保護公民信息鏈條中極其重要的壹環。出了事故怎麽可能不承擔責任？這樣處理公民信息泄露是不公平的。同時也不利於有效保護公民信息安全。毋庸置疑，壹旦信息采集單位的責任缺位，管理跟不上，泄露公民信息就存在很多漏洞。“內鬼”無時無刻經不起利益的誘惑。縱容“內鬼”不是明擺著的嗎？這真是壹件令人焦慮又非常費解的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