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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杭生:加強社會建設三個“必須”昭示什麽

三個“必須”、六大“任務”:加強社會建設三個“必須”昭示什麽 鄭杭生 文章來源於:《人民論壇》2012年第33期。 加強社會建設三個“必須”昭示什麽 十八大報告提出,加強社會建設要堅持三個“必須”。這三個“必須”指明了加強社會建設的重大作用、根本目的和基本途徑。 關於重大作用,報告言簡意賅地指出加強社會建設“是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保證”。關於根本目的,報告強調:“提高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是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根本目的。”接著,報告系統地指出了加強社會建設的三條基本途徑:壹是“必須”從維護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加快健全基本公***服務體系,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推動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二是“必須”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重點,多謀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憂,解決好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在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上持續取得新進展,努力讓人民過上更好生活;三是“必須”加快推進社會體制改革,圍繞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管理體系,加快形成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管理體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導、覆蓋城鄉、可持續的基本公***服務體系,加快形成政社分開、權責明確、依法自治的現代社會組織體制,加快形成源頭治理、動態管理、應急處置相結合的社會管理機制。這裏,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管理體系”所包含的社會管理體制、基本公***服務體系、現代社會組織體制、社會管理機制等四個組成部分,說得十分明確。 上述有新意和深意的論述,特別是關於社會建設重大作用、根本目標和基本途徑的分析,究竟昭示著什麽?從社會學的視角,在筆者看來,它們至少昭示著這樣三點,即要抓住社會建設的內涵和本質、調整社會三大部門的關系、推進公平正義。 首先,社會建設的內涵和本質是更加公平合理地配置社會資源和社會機會。從上述內容可以明顯地看到,無論是提高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加快健全基本公***服務體系,無論是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重點、解決好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也無論是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管理體系”所包含的四個組成部分,沒有壹個不涉及社會資源和社會機會更加公平合理地配置的問題。因此,從學理上說,要真正從深層次上理解何謂“社會建設”離不開社會資源和社會機會更加公平合理地配置這個核心。正如筆者從社會學視角所多次論證的,所謂“社會建設”,從正向看,就是要在社會領域不斷建立和完善各種能夠合理配置社會資源和社會機會的社會結構和社會機制,並相應地形成各種能夠良性調節社會關系的社會組織和社會力量;從逆向說,社會建設就是根據社會矛盾、社會問題和社會風險的新表現、新特點和新趨勢,不斷創造和完善正確處理社會矛盾、社會問題和社會風險的新機制、新實體和新主體。這就是說,離開更加公平合理地配置社會資源和社會機會,就不可能真正理解社會建設的本質。 其次,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還涉及社會三大部門——政府組織、市場組織和社會組織的關系問題。三大部門的劃分是現代社會的基本制度安排之壹。在十八大報告中,三大部門的關系,特別集中表現在上述提到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管理體系”所包含的四個組成部分上。壹是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管理體制。在十八大報告中,社會管理體制或格局,新增加了“法治保障”這四個字,強調了社會管理也必須依法行使,不能超越法律。這裏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法治保障著重講的是政府組織;社會協同中的社會,既包含狹義的小社會,又包括作為第二部門的市場組織,是壹個中義的社會。社會體制是社會建設的宏觀架構,是資源和機會配置的體系化規制,社會體制滲透到社會建設的方方面面,是關於權利平等、社會公正的頂層設計。社會體制的改革和完善是當前社會建設的關鍵。二是政府主導、覆蓋城鄉、可持續的基本公***服務體系。三是政社分開、權責明確、依法自治的現代社會組織體制。四是源頭治理、動態管理、應急處置相結合的社會管理機制。這後三個組成部分,也無壹不涉及三大部門的關系。加強社會建設和創新社會管理,也是要在深層次上,理順三大部門的關系,構建新型的三大部門關系、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既避免它們各自的失靈——政府失靈、市場失靈以及可能的社會失靈,也避免它們關系上的越位、錯位、缺位和虛位。 第三,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根本上是要把公平正義落實到我國宏觀制度和微觀制度的方方面面。按照社會學的觀點,社會正義就是社會資源和社會機會配置的公平性和平等性。這裏,公平和平等都能表達正義,但又是不同程度的正義,正好能夠表達社會正義也是有階段性的。所謂公平就是壹種合理的差異,這與平等以同壹尺度來衡量形成反差。這樣的社會公平有兩個維度:制度安排的公平與百姓認可的公平。社會公平首先指的是壹種客觀的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問題。這裏,作為制度安排合理性的社會公平,主要體現在社會資源分配和獲得的差別是合理的;社會機會對每個社會成員都是自由開放的,可競爭的。這樣的安排,使上層永不松懈,中層永不滿足,下層永不絕望。其次,社會公平還在主觀上體現為百姓的***同認可、認同。這就是社會公平度、公平感的高低問題。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都是推進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手段和途徑。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在推進社會資源和社會機會合理配置和分配的同時,也就是在具體地推進和落實社會公平正義,也就是把公平正義落實到我國微觀社會制度和宏觀社會制度的方方面面。十八大報告多處提到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問題,提出公平正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加緊建設對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權力公平、機會平等、規則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努力營造公平的社會環境,保證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力”。這些觀點與上述社會學的觀點是非常壹致的。 加強社會建設六大“任務”告訴什麽 十八大報告的第七部分提出加強社會建設的具體任務包括以下六個方面,即:努力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推動實現更高質量的就業,千方百計增加居民收入,統籌推進城鄉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這六個任務,指出了在我國合理配置社會資源和社會機會的要特別關註的領域,也就是社會建設前述內涵的主要外延和所指。 在作為民族振興和社會進步基石的教育領域,如何實現社會資源和社會機會的合理配置?十八大報告很有針對性地提出:大力促進教育公平,合理配置教育資源,重點向農村、邊遠、貧困、民族地區傾斜,讓每個孩子都能成為有用之才。 在作為民生之本的就業領域,如何實現社會資源和社會機會的合理配置?這就要貫徹勞動者自主就業、市場調節就業、政府促進就業和鼓勵創業的方針,實施就業優先戰略和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健全人力資源市場,完善服務體系。健全勞動標準體系和勞動關系協調機制,構建和諧勞動關系。 在全國人民最關心的收入領域,要實現社會資源和社會機會的合理配置,就必須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顧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註重公平。多渠道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規範收入分配秩序,保護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十年增加壹番,是個意義深遠的宣告,意味著中國人創造的財富要成為本國人的福利,就要大量減少流向外國、成為外國人福利的那壹部分。 在作為保障人民生活、調節社會分配的壹項基本制度的社會保障領域,要實現社會資源和社會機會的合理配置,就要堅持全覆蓋、保基本、多層次、可持續方針,以增強公平性、適應流動性、保證可持續性為重點,全面建成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擴大社會保障基金籌資渠道,建立社會保險基金投資運營制度,確保基金安全和保值增值。加強保障性住房建設和管理,滿足困難家庭基本需求。 而在作為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必然要求的健康領域,要實現社會資源和社會機會的合理配置,就要堅持為人民健康服務的方向,堅持預防為主、以農村為重點、中西醫並重,按照保基本、強基層、建機制要求,重點推進醫療保障、醫療服務、公***衛生、藥品供應、監管體制綜合改革,完善國民健康政策,為群眾提供安全、有效、方便、價廉的公***衛生和基本醫療服務。 很顯然,離開這些關鍵領域的社會資源和社會機會的合理配置,那麽,加強社會建設,就會成為壹個空殼、成為壹句空話。完成這些任務,都是非常艱巨的,要克服很多困難,破除很多障礙,做出很多努力,付出很多代價! 在理論上,社會學以整體社會系統與各子系統的關系為根據,引申出了範圍不同、大小有異的“社會”:“小社會”或“狹義社會”、“中社會”或“中義社會”、“大社會”或“廣義社會”。這三種社會都是與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有關的。例如,根據國家“十二五”規劃裏面的說法,民生事業包括就業、收入分配、住房、社會保障等等。又如社會事業在中國通常包括教育、科研、文化、體育、醫療衛生等,這些都是公***服務。所有這些都與以上三種社會有關。只不過,有的主要是在小社會領域,有的主要在中社會領域,而它們又都與大社會相聯系。當然,社會建設的具體領域不止上面這些,它包括很廣,在學界,壹般指稱這樣九個領域,即民生事業、社會事業、社會分配、城鄉社區、社會組織、社會規範、社會管理、社會體制、社會結構。 過去,在討論什麽是社會建設時,往往有壹種以外延替代內涵的做法,例如,在回答什麽是社會建設時,往往說,社會建設有廣義的社會建設和狹義的社會建設。這明顯說的是外延而不是它的內涵。上世紀30年代,我們的社會學前輩孫本文先生在1935年出版的《社會學原理》中曾給社會建設下過這樣的定義:“依社會環境的需要與人民的願望而從事的各種社會事業,謂之社會建設。” 這主要也是從外延上來定義社會建設。作為社會學的後輩,我們今天要根據我們豐富的實踐,加以新的概括。這是我們的責任。 社會建設作為歷史概念煥發出青春 胡錦濤同誌曾指出,對歷史上的社會建設,要“按照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的要求,努力做到古為今用”。這也適用於“社會建設”這個概念本身。 必須承認,“社會建設”是壹個歷史概念。在政治上,孫中山在民國六年,即1917年,曾為《建國方略》之三 “民權初步 社會建設”壹書作序。在孫中山那裏,社會建設是他總的政治設計的基礎部分。後來國民黨在說明心理、倫理、社會、政治和物質五大建設時,對上述孫中山政治建設與社會建設兩者的關系作了這樣的解讀:“社會建設就是具體而微的政治建設”。在社會學上,孫本文做過許多這方面的工作。前述已經指出,他在1935年出版的《社會學原理》中對這壹概念做了規定。他還寫過關於“社會建設”的專題文章《關於社會建設的幾個基本問題》(1936)。特別是在1944年他創辦過名為《社會建設》的雜誌,該刊於1944、1945及1948、1949年前後出過十余期。 也必須承認,現在強調的“社會建設”,盡管在字面上壹樣,但已不是對過去社會建設的單純重復,而是具有了新的時代內容,從而又成為壹個鮮活的、對實際社會生活起越來越重要作用的現實概念。因此,今天研究社會建設,主要是要著力揭示其新的時代內容,而不是去論證它是壹個新概念。那種認為“社會建設”首次出現於十六屆四中全會的說法,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不確切的。 更要看到,當今社會建設的影響力是過去所不可比擬的。20世紀上半期的社會建設,大多還限於壹種設想,就是試驗和實施,範圍也很小,數目也很少。當前的社會建設作為我國社會的發展戰略則具有全局性的社會影響,它的作用範圍、它的深度,都是過去不可比擬的。 同時,我們還要借鑒和參考歷史上的社會建設有益思想。例如,孫本文指出的“不努力於社會建設者,必趨於衰敗,努力於社會建設者,必趨於進步”, 這個思想就很可貴。又如他提出:社會建設需要人才、資源、組織和機構四大基本要素,要從法令、教育和宣導三個方面進行具體建設。這同樣值得參考。 正是在應對這樣眾多的實際挑戰中,曾經作為歷史概念的社會建設,又煥發了時代的青春,成為壹個生氣勃勃、與十三億人命運息息相關的現實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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