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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的“學霸”什麽樣

高分高能

美國:“學渣”畢業後不好混

也許是受到影視劇影響,國內對美國學生有壹種認識誤區,以為很多美國年輕人不愛學習,大學生熱衷社交派對,兄弟會喜歡把酒言歡。事實上,這只是美國教育的壹個側面,而從主流來看,美國學校及家庭對學生的成績還是相當重視。除了壹些紈絝子弟,大多數美國人視教育為重要投資,很多人為了上大學要申請助學金或向銀行貸款。壹年五六萬美元的學費,如果不學出點名堂來,實在對不起這個高昂成本。

很多大學裏的兄弟會都對GPA(平均成績點數,是大多數大學評估學生成績的制度)有要求,沒有達到3.5,連入會資格都沒有。此外,沒有壹家知名企業願意聘用平均分才達到C水準的學生。也沒有知名大學會錄取這樣的研究生或本科生。所以不要輕易相信學渣照樣能在美國社會混出名堂。盡管美國大學生畢業不至於失業,但如果成績爛,美國人會認為妳只能混口飯吃,而談不上擁有職業前途。

在強手如林的美國中學和大學,人們對硬啃書本、成天泡圖書館熬出好成績的學生叫“Grind”,本意是研磨的意思,也就是中國人常說的“只要功夫深,鐵棒磨成針”。這類學生把較多時間花在學習上,最終功夫不負有心人。

但和死磕相比,美國人其實更欣賞綜合素質出色的學生。這類人不僅成績出色,而且工作經驗豐富,各類活動都有他們活躍的身影,能在組織當中起到領袖作用。他們擅長利用時間,講究效率,會在健身房壹邊練瑜伽壹邊用平板電腦看材料;會在考前到圖書館大戰三百回合,也能在周末跟同學把酒狂歡;可以去谷歌、亞馬遜實習,也樂意為教會做周末義工;在所有科目獲得全A,也可以利用壹個暑期項目掙到數萬美元。

可以說,美國學霸始於高分卻不止於高分。創意和領導力是壹個優秀生走上社會的必備條件。谷歌創始人拉裏·佩奇是斯坦福大學的高分畢業生,亞馬遜創始人傑夫·貝佐斯是普林斯頓校史上GPA最高的畢業生之壹。中國人喜歡提起從哈佛輟學創業的比爾·蓋茨,實際上,他的SAT成績也夠得上今天的學霸標準:數學和語文兩門的總分是1600,他考了1590。在美國人眼裏,這才叫霸氣。(環球時報駐美國特約記者王海)

韓國:壹半國會議員是“學神”

在韓國,人們喜歡用“學蟲”“學神”來稱呼那些熱愛學習且成績超群的學生。去年底舉行的韓國高考[微博]出現33名滿分獲得者,其中壹名是來自全羅南道壹所外國語高中的女生,人們稱贊她是“學神”中的“學神”。在韓國,外國語高中、科技高中、國際學校等名牌高中被普遍看作“學神”大本營,通過“中考[微博]獨木橋”的尖子生方能進入這類高中。校園的氛圍也相當“求學派”,看到學生拉著旅行箱上學不是新奇事,因為這些“學神”要以大量教材和參考書為伴,壹般的箱子不夠用。

與中國相似,韓國人十分看重考試成績,拼命學習考上三大高校(首爾大學、延世大學、高麗大學)以及國外名校是最高目標。到了大學,學習尖子們壹般仍能保持刻苦鉆研的好習慣,畢業後不難找到好工作。韓國兩大門戶網站NAVER和DAUM的創始人李海珍和李載雄分別畢業於首爾大學和延世大學計算機系。這兩位IT大佬都是通過學習改變命運的“學神”。

“學閥社會”在韓國是“學歷加門第關系”的統稱。學界精英會形成專屬他們的“圈子”,寒門子弟想進入這個“圈子”,只能通過學習來實現“身份晉升”。有人在2013年10月做過統計,在298名韓國國會議員中,畢業於最高學府首爾大學的有81人。其余依次為高麗大學(25人)、延世大學(23人)、成均館大學(22人)。從這四大名牌大學畢業的“學神”政客占國會議員總數的50.7%,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現任蔚山市長金起炫(曾連續3屆當選國會議員)。畢業於首爾大學的金起炫在校期間平均每天只睡4小時,多年苦讀終於通過難如登天的司法考試,順利進入司法系統,並逐步走上仕途。即便在當選議員後,金起炫仍被稱為“學神”,經常抱著資料奔走各地了解民意,並根據這些調查資料提交法律議案。如今,他依然手不離書,踐行“活到老學到老”。

就目前看,韓國各大公司招聘員工時,也打破不了“學閥”觀念,畢業於哪個學校、取得什麽文憑幾乎決定錄用與否。韓聯社此前報道說,壹家調研機構今年上半年針對2514名27歲左右的韓國年輕人進行題為“幸福年輕人的特征”的調查。結果顯示,越是高學歷、高門第的年輕人越幸福。這裏的“門第”指的是畢業學校。比如,同樣是四年制大學本科學歷的人群,名牌大學畢業的年輕人更能感到幸福。分析稱,在十分重視學歷和門第的韓國社會,年輕人能否找到滿意的工作單位,很大程度上依賴上述兩個因素。這也正好應了那句話,“年少不爭當學神,老大只能徒傷悲”。

而對於那些批評“壹考定終身”制度和“學閥”觀念的韓國人來說,下列數據可能是最好的反駁。1998年至2007年十年間,在通過司法考試成功進入司法系統的精英中,畢業於首爾大學、延世大學及高麗大學這三大名校的人數占總數的65.5%。要知道,司法考試可不看妳是哪個學校畢業的,而是對所有考生壹視同仁。因此,主張“精英教育”的韓國人認為,休怪“學閥”觀念絆住妳的就業夢,真正的掣肘是“妳的付出沒有別人多”。(環球時報駐韓國特約記者曾欣,金惠真)

印度:拼爹和“拼己”兼而有之

就學霸這個話題,《環球時報》記者采訪到印度泰戈爾學校副校長普瑞緹女士。該校實行12年壹貫制教育,在印度有相當知名度。普瑞緹女士認為,印度跟中國壹樣,古時候的教育都以背誦為主,現在的教育也不免受到影響,記憶力超群、擅長背誦的孩子往往會取得優異成績,成為人們所說的學霸。

傳統上,印度定義學霸的時候往往只看文化課成績,而不看體育、藝術等綜合素質的表現。近年來情況有所改變,在類似泰戈爾學校這種與國際接軌的先進學校,評價學生的辦法更趨綜合化,在校活躍程度、個人影響力以及體育、音樂、美術等課程分數也在評價體系中占有壹定比例。

自古以來,印度就盛產智者和哲人,比如佛祖釋迦牟尼。當今的印度也沿襲這壹傳統,出現許多早熟的學霸。被稱為“世上最聰明男孩”的阿克裏特·賈斯瓦爾11歲時就以優異成績通過中學畢業考試,進入旁遮普大學學習,成為印度最年輕的大學生。從傳統文化和宗教習俗方面來講,印度人認可並崇尚天才兒童之說,他們認為天才的特殊稟賦是神的恩賜。印度教育部門專門面向9歲到16歲的超常兒童開設“天才兒童學校”,每年2月在全國統壹進行考試。目前全國有約600所“天才兒童學校”,每年約有2萬名學生進入這些學校學習。

“印度導彈之父”卡拉姆和“印度經濟改革之父”辛格讀書時成績都很優異。步入職業生涯後,他們在教育、科研、政界等不同領域都有建樹。但這並不意味著在印度只有學習好才能在社會上立足,許多政界、商界名人在校時籍籍無名。比如現任總理莫迪的成績非常壹般,唯有辯論才能出眾。印度商業巨頭塔塔集團的創始人塔塔也沒有輝煌的學生生涯,14歲就隨父到孟買謀生。

普瑞緹女士告訴記者,在教育方面印度和中國很像,學生面臨沈重的高考壓力和就業壓力。作為教育工作者,兩國的老師應該保護孩子們的創造力和學習熱情,盡量不要去禁錮他們的天性。

在大學任教的庫瑪爾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在印度,家庭條件和社會關系至關重要,許多政界、商界家庭都是子承父業。有壹項調查顯示,印度各級議會中的議員有八成以上是官二代。相對而言,普通背景的孩子要想出人頭地,學業出眾、獲得壹個好文憑往往是基礎條件。而在步入職業生涯後,情商甚至比智商更重要。

但事有例外,被稱為世界上最年輕CEO的班加羅爾男孩兒蘇哈斯·戈皮納思就是逆襲的“學霸”。蘇哈斯13歲時學會創建網站,14歲建立自己的軟件外包公司。盡管他的中考成績非常糟糕,公司卻取得成功,現在更成為價值幾千萬美元的跨國大公司。不過蘇哈斯的家庭篤信正統教育的重要性,目前蘇哈斯在父母的建議下正在大學校園回爐,念的是工程學。不過令蘇哈斯“苦惱”的是,那些學霸同學都稱他“先生”,爭著跟他合影並索要簽名。(環球時報特約記者張笑竹)

德國:不單以分數論英雄

德國比勒費爾德大學社會科學學者胡萊爾曼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德國大學以前都是本碩連讀,畢業讀多少學期也沒有限制,“學渣”特別多。許多學生35歲還在讀大學。前幾年大學進行改革後,“學霸”又開始多了起來。

“德國大學裏的學霸壹般指把時間都花在學習上的學生。”胡萊爾曼說,總體來說,學校和社會對這類學霸持肯定態度。當然,學霸們也有得有失。壹項調查顯示,2/3的德國學霸患有焦慮、失眠等癥狀。

德國各行各業的領導者有許多是大學裏的學霸,比如紅火的網上鞋店乍藍多的創業者。不過許多大企業的老板在大學裏並不突出,甚至沒有上過大學。可以說,德國人從不把“學霸”和“學渣”的發展進行比較。他們認為,在學校的表現和在社會上的發展沒有必然聯系,因此這是個偽命題。

有趣的是,德國有3名學霸反而因“學得過快”被校方告上法庭。這3人在短短20個月內完成60門考試,只用了正常學生1/4的時間。3人分工協作,聽取不同課程,之後交換筆記,以這種方式提前完成學習任務。他們甚至還有多余精力到銀行實習。校方認為,這些學霸違反校規,必須補足每人3000歐元的學費。好在最後雙方握手言和。3人畢業後出書介紹成為學霸的過程和心得,受到各大媒體推薦。胡萊爾曼對此表示:“德國大學都是學分制,僅靠記憶是不夠的。有人學得快,那也是真才實學,理應獲得社會的尊重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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