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在河北省饒陽縣出土了隋開皇六年（586）李敬族、趙蘭姿夫婦的合葬墓，他們是隋代著名文臣李德林的父母。從墓誌來看，李敬族卒於東魏孝靜帝武定五年（547），同年十二月廿壹日安厝於定州安平縣舊裏；趙蘭姿卒於北齊後主武平二年（571），同年五月三日亦葬於安平舊裏。但是在開皇六年正月卅日，他們卻同時改葬於和安平相鄰的饒陽縣。這次改葬有何緣故呢？《李敬族墓誌》載：“開皇五年冬十月五日，詔贈使持節、儀同三司、恒州諸軍事、恒州刺史。十壹月廿五日，詔曰：贈使持節、儀同三司、恒州諸軍事、恒州刺史李敬族，操履方峻，學業淵遠，道長運短，位不充量。其子內史令、上儀同三司、成安縣開國子德林，皇運初啟，策名委質，參贊經綸，專掌文翰，實稟遺訓，克成美業，前加榮飾，未申優禮。可重贈使持節、開府儀同三司、定瀛易並前四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封定州安平縣開國公，邑壹阡戶，謚曰孝。”（羅新、葉煒《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修訂本）可見，改葬與李敬族先後被封贈有關，而封贈則又因為其子李德林“參贊經綸，專掌文翰”的功業。
從《隋書·李德林傳》中，我們可以找到印證。傳雲：“（開皇）五年，敕令撰錄作相時文翰，勒成五卷，謂之《霸朝雜集》……高祖省讀訖，明旦謂德林曰：‘自古帝王之興，必有異人輔佐。我昨讀《霸朝集》，方知感應之理。昨宵恨夜長，不能早見公面。必令公貴與國始終。’於是追贈其父恒州刺史。未幾，上曰：‘我本意欲深榮之。’復贈定州刺史、安平縣公，謚曰孝。以德林襲焉。”李敬族的兩次封贈和李德林的襲爵，顯然與《霸朝雜集》的成書有關。那麽，這是壹部什麽樣的著作呢？
《隋書·經籍誌》著錄“《霸朝集》三卷，李德林撰”，《日本國見在書目錄》同；《舊唐誌》《新唐誌》《通誌·藝文略》則與《隋書·李德林傳》同，皆作“《霸朝雜集》五卷”。此書為李德林奉隋文帝敕命編撰的文章總集，今已亡佚，無輯本，僅有序文存於《隋書·李德林傳》中。自序文觀之，可對《霸朝雜集》壹書形成以下初步認識：其壹，內容方面，此書收錄了周隋禪代之際周靜帝和楊堅相府兩方公文，由於皇帝已為傀儡，權歸丞相，文書實際上皆自相府發出，李德林時為相府僚佐，序雲“有周典八柄之所，大隋納百揆之日，兩朝文翰，臣兼掌之”是也。其二，起訖方面，錄文始於楊堅任丞相（《隋書·高祖紀》載大象二年五月庚戌，周靜帝拜楊堅為左大丞相，九月壬子又詔授大丞相，罷左、右丞相之官），迄於即位之前（《隋書·高祖紀》載開皇元年二月甲子，楊堅自相府入宮即皇帝位），即大象二年（580）五月至開皇元年（581）二月短短九個多月之間，序雲“前奉敕旨，集納麓已還，至於受命文筆”是也。其三，作者方面，所收皆李德林代皇帝、丞相而作或經其手潤色者，序雲“臣染翰操牘，書記而已”“有臣所作之，有臣潤色之”是也。其四，文體方面，以詔策為主，又有璽書、表奏、檄書、露板等，序雲“周靜南面，每詔褒揚，在位諸公，各陳本誌，璽書表奏，群情賜委”“檄書露板，及以諸文”是也。其五，思想方面，自“天命論”出發，李德林表達了對楊堅神龍騰舉、幽顯冥符的頌贊，以及對文臣武將以屠釣幽微化為侯王的慶幸，序雲“煙霧可依，騰蛇與蛟龍俱遠；棲息有所，蒼蠅同騏驥之速。因人成事，其功不難”是也。
通過序文認識了《霸朝雜集》的特點之後，便會發現該書收錄的文章其實是頗有留存的，尤其是李德林代擬的詔策，主要保存在《周書·靜帝紀》和《隋書·高祖紀》中。清嚴可均編《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隋文》卷十七、十八皆為李德林文，卷首有小註曰：“案《隋書·李德林傳》：‘禪代之際，其相國總百揆、九錫殊禮詔策箋表璽書，皆德林之辭也。’又案《霸朝集序》，靜帝詔冊皆德林作。今據之編入德林集中。其余齊天統初至武平初詔誥、入周以後詔誥、開皇初詔誥，未必出壹人手，未敢編入。”《霸朝雜集序》是嚴可均輯李德林文的主要依據，其中的詔策也是現存李德林文的主體部分。茲據嚴可均輯本，將原載《霸朝雜集》諸詔策按頒布時間臚列如下，且註明出處：（1） 《為周靜帝誅尉遲迥大赦詔》，大象二年八月己卯，出《周書·靜帝紀》；（2） 《以隋公為大丞相詔》，大象二年九月壬子，出《隋書·高祖紀上》；（3） 《賜姓復舊詔》，大象二年十二月癸亥（《隋書·高祖紀》大定元年二月壬子有雲“令曰‘已前賜姓，皆復其舊’”，但未載詔令全文，嚴可均以為時間當從《周書》，姑從之），出《周書·靜帝紀》；（4） 《隋公進爵為王詔》，大象二年十二月甲子，出《隋書·高祖紀上》；（5） 《改元詔》，大定元年正月壬午，出《周書·靜帝紀》；（6） 《求賢才詔》，大定元年正月丙戌，出《周書·靜帝紀》；（7） 《勸隋公受九錫詔》，大定元年二月壬子，出《隋書·高祖紀上》；（8） 《策隋公九錫文》，大定元年二月甲寅，出《隋書·高祖紀上》；（9） 《禪位詔》，大定元年二月丙辰，出《隋書·高祖紀上》；（10） 《禪位冊》，大定元年二月丙辰，出《隋書·高祖紀上》。除此十篇之外，楊堅為相時期的詔令中，今存者尚有《隋書·豆盧》傳所載《勞豆盧詔》，《隋書·李穆傳》所載《允李穆勸進詔》，嚴可均皆系於隋文帝名下，或亦見於李德林《霸朝雜集》。
《霸朝雜集》所收皆周隋禪代之際的公文書，其頒行有著強烈的政治目的，但在漢魏南北朝時期，這些文章皆屬於文學的範疇。因此，可以分別從政治和文學兩個視角，扼要談談這部特殊歷史時期的文章總集。
政治方面，可以從“霸朝”二字切入來分析。“霸朝”壹語始見於東晉袁宏《三國名臣序贊》，其文稱荀彧“委面霸朝，豫議世事”，稱崔琰“策名魏武，執笏霸朝”（《文選》卷四七）。或以為“霸朝”指偏霸壹方的僭偽政權，事實上則是權臣以軍事力量架空皇帝、控制 *** 後建立的府署，是篡位之前國家的實際權力中心，魏晉南北朝時期廣泛存在，壹般有丞相府、大將軍府、大司馬府、太尉府、驃騎將軍府等形式，中古史籍多稱為“霸府”。袁宏以“霸朝”稱曹操大丞相府，李德林以“霸朝”稱楊堅大丞相府，在魏晉南北朝霸府政治的歷史中，前者是開端，後者是終結。自南北朝“八書二史”觀之，宋之劉裕、齊之蕭道成和蕭鸞、梁之蕭衍、北齊之高歡和高澄、北周之宇文泰在即位前皆曾建立霸府，且籠絡了不少文人，如謝朓之於蕭鸞、任昉之於蕭衍、張雕之於高歡等。李德林之所以在楊隋開國後任內史令，以北齊士人身份躋身於隋文帝的關隴集團，正因為其霸府時期“參贊經綸，專掌文翰”的經歷，而《霸朝雜集》可謂其佐命勛業的證明。李德林不僅是楊堅大丞相府文人的領袖，更是創建大丞相府的倡議者。《隋書·李德林傳》載：“劉昉、鄭譯初矯詔召高祖受顧命輔少主，總知內外兵馬事。諸衛既奉敕，並受高祖節度。鄭譯、劉昉議，欲授高祖冢宰，鄭譯自攝大司馬，劉昉又求小冢宰。高祖私問德林曰：‘欲何以見處？’德林雲：‘即宜作大丞相，假黃鉞，都督內外諸軍事。不爾，無以壓眾心。’及發喪，便即依此。以譯為相府長史，帶內史上大夫，昉但為丞相府司馬。譯、昉由是不平。”楊堅丞相府設於北周的正陽宮，具置僚佐，李德林當時被任為丞相府屬，後因尉遲迥等三方起兵，軍書羽檄皆出其手，多參謀謨，進授丞相府從事內郎。鄭譯、劉昉等為了個人私利，欲承北周六官之制，以楊堅為大冢宰。大冢宰為天官府首領，“所屬除禦正納言以外，不出禁衛掖庭飲食衣服諸掌”（王仲犖《北周六典》），盡管宇文護曾以五府總於天官，使大冢宰成為皇帝之下的最高職位，但畢竟有違六官制度的根本，不如以大丞相秉政直截了當。因為魏晉以來丞相多非尋常人臣之職，這樣便直接賡續了曹操以降的霸府政治，明確宣示了其禪位稱帝的目的。南北朝史籍中，“霸朝”“霸府”二語在名義上無嚴格區分，但“霸朝”壹般指存在時間較長者，如曹操、高歡、宇文泰等北方政權，南朝霸府存在時間均甚短，似不宜稱“霸朝”。李德林以“霸朝”指稱楊堅大丞相府，或本北方傳統而言，或有推尊楊堅之意。李德林撰《齊書》，似即多用“霸朝”語，從其子李百藥在《齊書》基礎上完成的《北齊書》今本殘文來看，便多用“霸朝”，且以之與“霸府”對舉，這在其他南北朝史籍中是不多見的（沿襲《北齊書》的《北史》除外）。
文學方面，可以從“雜集”二字切入來分析。“雜”字不見於《隋誌》，觀《隋書·李德林傳》，壹雲“勒成五卷，謂之《霸朝雜集》”，壹雲“我昨讀《霸朝集》”，後者述隋文帝語，或為略稱，當以《霸朝雜集》為是。《隋書·經籍誌》集部總集類著錄魏晉南北朝詔策，以“雜”命名者甚夥，如《魏朝雜詔》二卷、《晉朝雜詔》九卷、《宋永初雜詔》十三卷、《齊雜詔》十卷、《後周雜詔》八卷、《雜詔》八卷、《雜赦書》六卷，梁有唐亡者又有《晉雜詔》等七種。所謂“雜”，當指文體而言。《霸朝雜集》兼收檄書、露布等，但從《隋誌》將其與詔策類總集歸並在壹起來看，詔策當是其主體，尤其是詔。策亦稱冊，《霸朝雜集》今存冊文二篇，即《策隋公九錫文》和《禪位冊》，其中前者乃模擬漢魏間潘勖《冊魏公九錫文》而作，淵懿渾樸而又清剛峻健，允為李德林之代表作。按潘勖之文，劉勰甚為稱許，《文心雕龍》諸篇屢屢言及，如《詔策》雲“潘勖《九錫》，典雅逸群”，《風骨》雲“昔潘勖錫魏，思摹經典，群才韜筆，乃其骨髓峻也”，《才略》雲“潘勖憑經以騁才，故絕群於錫命”，其原因即是潘勖之文能夠镕式經誥，模擬《尚書》《左傳》《國語》等經典以行文，合乎劉勰宗經征聖、斟酌質文的文章標準。李德林文從主旨、結構到句式，皆自潘勖文化出。李德林文以十三個“此又君之功也”鋪敘楊堅勛業，更是潘勖文中“此又君之功也”的直接翻版。雖然李德林文淡化了對《尚書》古奧文句的模仿，但亦當得起“典雅逸群”“思摹經典”“骨髓峻”的評價。劉勰所謂風骨，僅從修辭層面立言，而無思想上的要求，故而潘勖此文內容雖不足取，文辭卻可謂風清骨峻，李德林文亦可如是觀之。潘勖代漢獻帝立言，稱頌曹操功德，實際上乃秉曹操意旨而作；李德林代周靜帝立言，稱頌楊堅功德，亦出於楊堅的授意。朝廷和霸府權力虛實二分的政治體制，使這壹代言體分外獨特，文人代皇帝發出的卻是權臣的聲音。楊堅不悅文學，開皇間曾下詔反對綺靡文風，李德林文多引典謨成語，骨氣端翔，壹洗南朝藻飾之習，他能得到楊堅的垂青，顯然不止由於他在政治上的攀附，亦有文學上楊堅對他的賞識。自北周平齊後，李德林即以詔誥格式聞名於關中，周武帝曾稱“平齊之利，唯在於爾”“我常日唯聞李德林名，及見其與齊朝作詔書移檄，我正謂其天上人”（《隋書》卷四二《李德林傳》），其文名楊堅不容不知。從任大丞相到稱帝，詔令皆出李德林之手，他從丞相府僚佐壹躍而為開皇初的內史令，文學才能顯然是其飛黃騰達的重要因素。
作為北齊士人，李德林選擇投靠新朝，在“漢魏易姓以來，勝國之臣，即為興朝佐命”（趙翼《陔余叢考》卷十七）的時代，原本無可非議，但從後世壹統王朝的視角來看，其行徑便難免訾議。明代張溥在《李懷州集題詞》中斥其“反顏事讎，何如鼠也”，“究其羽檄絲綸，皆諛筆耳”（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跳出政治道德上的是非彼此，自歷史的客觀進程而言，李德林的意義主要在於，傳自北齊的漢魏制度和文化，經由以他為代表的北齊士人之手，逐漸成為隋代乃至唐代制度文化的壹部分。《隋書·高祖本紀》載開皇元年隋文帝即位之日，“易周氏官儀，依漢、魏之舊”，據《通典》“隋氏復廢六官，多依北齊之制”（《通典》卷二五《職官七》子註）之言，隋代對漢魏制度的繼承是藉由北齊而來的，這壹點陳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中論之綦詳。李德林建議楊堅任丞相而非大冢宰，為文又能典雅質穆，擺脫南朝的文繡鞶帨之習，無論政治抑或文學，皆表現出向漢魏回歸的傾向。
近年，在陜西西安發現了李百藥墓誌，其中雲“今遵遺令，以其年十壹月十九日遷厝於雍州萬年縣少陵原”（李浩《新發現唐李百藥墓誌銘及其價值》，《文學遺產》2015年第6期），且引述前代杜預諸人不返葬故鄉之例為李氏舍棄祖塋辯解。可見李百藥時，李德林這壹支已比較徹底地完成了中央化進程，逐漸褪去了趙郡李氏舊門閥的影子。李德林將其父葬於被滅亡的故國，而其子卻選擇遠離故土紮根京邑；北齊被關中軍事貴族殄滅，而其制度文化卻被隋唐政權暗自承襲。壹個家族的遷徙流轉，何嘗不可視為壹個王朝文化命運的象征？
[本文為國家社科項目“隋代文官制度與文學空間研究”（13CZW032）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河南理工大學文法學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