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加入WTO後，參與國際競爭，使得農業、農村、農民之間的矛盾更加突出。解決問題的途徑有很多，如加快結構調整，改革傳統的農業經營模式，增加中央和省級政府的轉移支付等。但是，我們無法回避產能過剩、商業化需求不足、人均資源太少限制收入增長、人口基數過大帶來的轉移支付財政壓力。因此，關鍵是減少農民，加快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促進農村人口向城鎮集中。這樣就會促進農產品的商品需求，促進結構調整，從增加非農就業和農村人均資源兩個方面增加農民收入，降低入世給農業帶來的風險。
2.為什麽“三農”問題成為人們關註的焦點？
影響社會穩定
根據國家統計局等11部委的抽樣調查，每個鄉鎮有黨政內設機構16個，平均158人，比正常編制多2-3倍；平均每個鄉鎮有19個下屬單位，員工290多人。人浮於事的就餐人群給農民帶來了沈重的壓力，壹些政府機構負債累累，入不敷出，這種財政狀況是農村收費過高的根源之壹。另外，根據國家統計局的報告，農村的基尼系數從1978年的0.2124擴大到0.3361，速度太快，遠遠大於城市(0.16-0.295)。能否實現201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取決於能否很好地解決“三農”問題。
“三農”問題不解決，長遠來看不利於社會穩定；短期來看，不利於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
剩余勞動力和巨大的就業壓力
據測算，我國土地最多只需要6543.8+0億農業勞動力，但目前農村勞動力總量約為5.5億，仍有近3億剩余勞動力要吸納6543.8+0.2億。按照目前的人口增長速度和提供的勞動力機會，至少在40年後，中國仍然面臨嚴重的勞動力過剩。很多農村勞動力消化不了，只好轉移到城鎮。如何解決3億人的就業問題，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巨大難題。
3、如何解決“三農”問題
學者們對“三農”問題的成因壹直爭論不休，很難形成完整統壹的觀點，因為每種觀點既有說服力，又有自己難以回答的“死穴”。然而，學者們對“三農”問題的重要性有著相同的認識，即所謂“三農”問題實際上是農民問題，而中國的問題基本上是農民問題。
城市化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發展部副主任徐宏源認為，解決“三農”問題最根本的途徑在於城鎮化，創造有效就業崗位，將勞動力轉移到制造業和服務業。關鍵是提高制造的效率。從國外的發展歷程來看，城市化是由現代化帶動的，最終解決的是農村問題。
徐宏源還指出，大城市放開城市戶籍的戶籍改革只是治標不治本。城市戶口放開後，農民只是從農村潛在的失業人口變成了城市難民，對社會造成了更大的危害。印度和墨西哥有這樣的先例。治標也很重要，但從長遠來看，還是要治本。
國民待遇
農民和城市居民相比，政治權利和經濟待遇完全不同。壹個農村居民，不管是剛出生還是100多歲，都要繳納稅費。此外，義務教育、社會保險和醫療等壹系列權利的落實也有待改善。
減少稅收
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指出，中國的農業稅和特產稅加起來大概是400億元，而中國每年的稅收大概是1萬億元，完全可以免除幾百億的農業稅。今後農村費改稅主要靠完善制度，減輕農民負擔涉及的農村教育、政府資金等問題也要妥善解決。
厲以寧也認為，要增加農民收入，政府首先要加大投入。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壹是良種基地建設；二是農田水利的投入；三是農業科技成果的推廣；四是對農民的技術培訓。其次，要發展優勢產業，如蔬菜、水果、花卉、茶葉、中藥材、水產養殖等。各地可以積極推廣“公司+農戶”模式，農戶可以放心按照訂單生產，公司負責銷售。
政府措施
國務院總理朱镕基在3月5日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中國政府把加強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和增加農民收入作為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壹是促進了農業結構調整。二是深化糧棉流通體制改革。三是開展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四是加大農業農村投入。五是加強農村扶貧開發。六是引導農村勞動力合理有序流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