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屬於藥邪形成原因的是：用藥過量。
知識拓展：
各種藥物都有壹定的偏性，藥物治病就是利用這壹偏性，所謂“補偏救弊”。張景嶽雲：“氣味之正者，谷食之屬是也，所以養人正氣。氣味之偏者，藥餌之屬是也，所以去人邪氣。其為故也，正以人之為病，病在陰陽勝耳。”
所以，不問機體偏勝情況，也不問藥物的偏性如何，濫用藥物，或者不適當地多服、久服，都會有損於機體的健康。
“藥邪”壹詞的提出“藥邪”首見於《儒門事親卷六·十形三療壹·痿四十七》，書中記載：“宛丘營軍校三人，皆病痿，積年不瘥。腰以下腫痛不舉，遍身瘡赤，兩目昏暗，唇幹舌燥，求療於戴人，戴人欲投瀉劑，二人不從，為他醫溫補之藥所惑，皆死。
其同疾有宋子玉者，俄省曰：彼已熱死，我其改之。敬邀戴人，戴人曰：公之疾，服熱藥久矣，先去其藥邪，然後及病邪，可下三百行。”張子和明確提出了“藥邪”壹詞，發展了“藥邪”致病論，豐富了病因學的內容。
歷代醫家對“藥邪”的認識《周禮·天官》雲：“醫師聚毒藥以***醫事。”《素問·臟氣法時論》雲：“毒藥攻邪，五谷為養，五果為助……”“毒藥”這壹概念，反應了古人壹方面對藥物偏性已有所認識，而另壹方面還不能很好利用。
《禮記·曲禮》載：“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由此可見，服藥在當時是件很危險的事。
《神農本草經》提出了藥物“有毒”、“無毒”的區分，以此將藥物分為上、中、下三品，並對三品藥與毒性的關系作了論述：“上藥無毒，多服久服不傷人；中藥無毒有毒，斟酌其宜；下藥多毒，不可久服。”可見，當時人們對藥物毒性的重視。
但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古人對“藥邪”的認識不夠充分，錯誤地認為上品藥“多服久服不傷人”。
《內經》對“藥邪”的認識較《神農本草經》有了很大的進步。《素問·五常政大論》雲：“病有久新，方有大小，有毒無毒，固宜常制矣。大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無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養盡之，無使過之，傷其正也。”
這說明《內經》已認識到藥物作用的兩重性，有毒藥物要嚴格控制，無毒藥物也不能盡劑，從而避免了因藥物久用傷及正氣或有毒藥物積蓄體內而為“藥邪”。
隋代巢元方在《諸病源候論·服藥失度候》中雲：“凡合和湯藥，自有限制，至於圭銖分兩，不可乘違，若增加失宜，更生它疾。其為病也，令人吐下不已，嘔逆而悶亂，手足厥冷，腹痛轉筋，久不以藥解之，亦能致死。”
書中還詳細記述了毒性藥物運用失誤所致嚴重癥候，“凡藥物雲有毒，及有大毒者，皆能變亂，於人為害，亦能殺人……若毒重者，亦令人發病時，咽喉強直而兩眼疼，鼻幹，手腳沈重，常嘔吐。
腹裏熱悶，唇口習習，顏色乍青乍赤，經百日便死；其輕者，乃身體習習而痹，心胸湧湧然而吐，或利無度是也。”
唐代孫思邈著《備急千金要方》，重申《神農本草經》所謂處方配伍“當用相須、相使者良，勿用相惡、相反者”的原則，並列述赤石脂、陽起石、麥門冬、附子、牛膝等多種藥物之配伍禁忌，載於卷首《序例·用藥》。
宋《聖濟總錄·雜療門》專列“中藥毒”壹項，其中不僅包括金石藥中毒，其它如烏藥、附子、巴豆、甘遂、大戟、藜蘆、蜀椒、羊躑躅以及半夏、杏仁、桔梗等藥引起的中毒，亦載錄其間。
《洗冤錄》總結了歷代中藥中毒的診斷方法，如“砒霜野葛者，得壹伏時，遍身發小瘡作青黑色，眼睛聳出，……腹肚膨脹……十指甲青黑”，“驗服毒(砒霜)用銀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