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藥聯用，在我國廣大農村、城市均十分普遍，在許多基層醫院已成臨床用藥的常規。據北京市中醫院的統計，該院應用湯劑為主並用西藥的患者，占用湯劑患者的13.63%；用中成藥為主並用中成藥的患者，占有中成藥患者的24.7%；用西藥為主並用中成藥的患者，占用西藥患者的57.34%。許多地、市尤其縣級和縣級以下醫療單位則比率更高。究其原因，人們普遍認為，中藥藥性平和、安全，與西藥合用可以增強療效；有些病人求愈心切，看過中醫，又看西醫；有的醫師求穩，用藥是多多益善，中西醫雙保險。這些都是目前中西藥合用的主要因素。但關鍵是在於如何深入開展中西藥聯合運用的臨床和實驗研究，揚長避短，經濟安全，有效地使用中西藥物，這將是適合我國國情，有著廣闊前景的研究課題。
中藥在我國的運用有幾千年的歷史，早已積累起極其豐富的藥物作用知識。中藥學產生、豐富和發展的全部歷史表明，其主要內容如藥物的產生、用藥理論，藥物選用等都體現著醫藥結合的整體觀思想。中藥的合用強調辨證論治，遵照理法方藥的程序，壹張處方中的藥物構成壹個有機的功效整體，而不是簡單地藥-癥對號入座。近年國內對於單味中藥的藥理研究有長足的進步，但不能脫離或取代傳統的中醫理論和辨證論治。西藥的使用重在癥-效對座，然而，客觀情況並不如此簡單。如咳嗽作為壹個常見癥狀，選取用咳必清、可待因等，但臨床醫師多選用川貝枇杷露、痰咳凈、雪梨膏、咳特靈等中成藥,或用湯藥。因為中醫對咳嗽是作為內科壹個疾病來對待，分外感、內傷兩大類，而外感又有寒熱之異，內傷則有肺虛、痰濕、肝火等不同，治療亦選用相應的方藥，總以辨證論治為依據。
上海醫科大學臟象研究室從動物實驗中發現溫補腎陽藥能保護腎上腺免受外源性激素的抑制，但將這壹結果盲目運用於臨床之後卻發現問題。這是因為臨床上大劑量激素較長期運用後會出現面紅、興奮失眠、五心煩熱等陰虛陽譏、內熱火旺的現象，若再加上溫補腎陽的熱性藥，這好比火上澆油。按中醫藥理論大劑量激素所產生的虛熱證可采用大補陰丸治療於是重新設計了實驗方案，選用了生地、知母與生甘草，在所見的成人14例腎病綜合征患者以30～40mg/日強的松與上述中藥同用，不公激素的療效未受影響，而且減少了副作用。後來的滋陰降火以監制激素的反饋內抑制實驗證實：生地、知母、甘草各種組合以臁單味藥均有拮抗激素內抑制作用，且以知母為最強，而對長期中小劑量激素者以及當激素減量時則以配合溫腎陽中藥為主。但最後選擇仍然以中醫的"辨證為主要依據。這充分表明中西藥合用必須遵循各自的理論不能簡單地相加，更不是藥物的堆砌。中西藥的合理配伍有賴於大量的藥理學實驗研究，但目前更多是臨床的直接運用。所以從藥理螳、化學、生物學和中藥藥性理論出發研究中西藥聯合運用的規律及其配伍禁忌是十分重要的。
值得註意的是，國外對於中西藥聯用亦引起了重視。日本著名漢方醫家寺澤捷年對大量中西藥聯用的現狀進行了綜合報道。如日本治療感冒藥"ガゼ"5號（半夏、厚樸浸膏、撲熱息痛、咖啡因）。日本還有將甘草甜素、半胱氨酸、甘氨酸溶於生理鹽水，作為抗過敏和解毒藥用於臨床，將十全大補湯與自力黴素C、順鉑（cis-platin）及其他化療藥物聯用，可增強藥物抗腫瘤活性，並減輕化療的毒副作用。尤為可貴的是，近年來日本漢方醫家進行了許多中西藥合用的實驗研究。如：阪田氏證實糖皮質激素與柴胡皂甙a合用能使甾體類藥物的抗肉芽腫作用增強；柴胡皂甙b與糖皮質激素合用對甾體類藥所致血中三酸甘油脂的上升有抑制作用，肝中各種酶的活性亦因合用柴胡皂甙而有所增加。荻原幸夫用大鼠炎癥模型的研究發現，小柴胡湯與強的松並用，顯著減少腎上腺萎縮，改善合成類固醇劑引起的白細胞減少等。類似報導涉及漢方與各類西藏自治區藥的聯合運用，這些對於已經廣泛運用於臨床的中西藥聯用都將是極大的幫助。綜觀中西藥聯用的現狀，壹方面，中西藥聯用增加了療效，縮短了病程，其運用機率越來越高，逐漸為群眾所接受，對其運用的規律、禁忌報道也是越來越多，說明中西藥合用這壹中西醫結合的具體方式，正引起廣大醫藥工作者的關註和研究；面另壹方面，盲目運用，雙管齊下，不講禁忌，造成浪費甚至是藥源性疾病的現象也日益增多。因此，研究中西藥之間相互作用不僅有深遠的學術意義，也有重大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