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中醫之方劑和方劑的配伍原則，還是應該先從中藥的配伍說起。
中藥若想充分發揮其療效，就要符合壹定的配伍原則，即中藥的配伍原則。
中藥配伍有兩層含義：壹是指中藥學中的配伍，即按病情需要和藥性特點，將兩種以上藥物配合使用；二是指在方劑學中的配伍，即藥物按君臣佐使的法度加以組合並確定壹定的比例。方劑是藥物配伍的發展，是藥物配伍應用的較高形式，配伍是中醫用藥的主要形式。藥物通過配伍，能增效、減毒、擴大治療範圍，適應復雜病情及預防藥物中毒，將諸藥按照壹定規則進行組合，達到針對病證形成整體綜合調節治療的目的。
方劑配伍的主要原則就是“君、臣、佐、使”。
“君、臣、佐、使”是中醫用藥的壹條主要規則和許多醫家長期以來經驗的積累，也是中藥方劑配伍的壹種重要形式。它是根據單味中藥在方劑中的作用而確認的，根據每味藥的特點進行量的增減。由於藥性和比重不同，所以在選取上也要有所側重，主要作用是為了適應復雜的病情，提高藥物效果，減少其毒副作用。
君臣本是壹個政治術語，古代天子、諸侯都稱君，輔佐君者稱為臣，君臣有著嚴格的等級之分。古代藥學家將它引入藥物配伍組方中，成為方劑組成的基本原則。早在《神農本草經》上就有：“上藥壹百二十種為君，主養命；中藥壹百二十種為臣，主養性；下藥壹百二十種為佐使，主治病；用藥須合君臣佐使。”在西漢初年成書的《素問·至真要大論》中，岐伯回答黃帝關於“方劑君臣”時說：“主病之謂君，佐君之謂臣，應臣之謂使”，“君壹臣二，制之小也。君二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壹臣三佐九，制之大也”。《黃帝內經》有關方劑組方的理論，對後世中醫組方用藥有著重要的指導作用。更是體現了中醫辨證施治的原則。唐代王冰是這樣註解的：“上藥為君，中藥為臣，下藥為佐使，所以異善惡之名位。膠餌之道，當為此為法。治病之道，不必皆然，以主病者為君，佐君者為臣，應臣之為佐，皆所以贊成方用也。”金元時代的張元素和李東垣都認為“力大者為君”。明代何瑭在《醫學管見》中又進壹步界定了君、臣、佐、使的含義，“主治者，君也。輔治者，臣也。與君相反而相助者，佐也。引經及治病之藥至於病所者，使也。”明清醫家對“君臣佐使”組方理論多有補充發揮，清代吳儀絡道：“主病者，對癥之藥也，故謂之君，君者味數少而分量重，賴之以為主業。佐君之謂臣，味數稍多，分量稍輕，所以君臣之不怠也。應臣者謂之使，數可出入而數量更輕，所以備通行向導之使也。此則君臣佐使之義也”。可見歷代醫家對“君臣佐使”的組方理論論述十分豐富，以它來分析、指導方劑組方可以執簡馭繁以應變臨床。
具體壹點說，君藥是針對主病或主證，起主要作用的藥物，按需要可用壹味或幾味；臣藥是輔助君藥加強治療主病或主證作用的藥物，或者是對兼病或兼證起主要治療作用的藥物；佐藥是輔助君臣藥起治療作用，或治療次要癥狀，或消除（減輕）君、臣藥的毒性，或用於反佐藥；使藥是起引經或調和作用的藥物。中藥方劑的組成不是幾種藥物的簡單組合，而是在豐富的臨床實踐基本上形成的壹個有機的整體。其中文化內涵的核心就是儒家所強調的“和”。方劑發揮作用並不是組成這個方子的每壹個單味藥的功能的相加，而是每壹種藥組合起來以後，所選取的藥物在配伍當中或者取它相輔相成的作用，或者取它相反相成作用，是壹個很綜合的、更多於這些單味藥之和的功效的發揮。
以《傷寒論》中第壹方“麻黃湯”為例，主治外感風寒的表實證。君藥——麻黃（3兩），辛溫，發汗解表以散風寒，宣發肺氣以平喘逆；臣藥——桂枝（2兩），辛甘溫，溫經和營，助麻黃發汗解表；佐藥——杏仁（70個），苦溫，降肺氣助麻黃平喘；使藥——炙甘草（1兩），苦溫，調和諸藥又制約麻、桂發汗太過。麻、桂、杏皆入肺，有引經之效，故不再用引經的使藥。麻黃、桂枝、杏仁、炙甘草的藥性有次，相互制約又相互補充，協調作用，形成壹股強大的藥力，去攻克外感風寒這壹堡壘，臨床療效十分顯著，成為千古名方、經方。
在壹個方劑中君藥起主要作用自然它的藥量占得最多，臣藥、佐、使藥，根據它們的作用不同藥量依次遞減，這就形成了中藥配伍中特有的君臣佐使，這個規則千百年來壹直被大多醫家所尊奉，而運用最嫻熟的就是醫聖張仲景。
“君、臣、佐、使”是中藥方劑配伍的壹種形式，是根據單味中藥在方劑中的作用而確認的。如“四君子湯”是用以治療脾胃氣虛而引起的飲食減少、大便溏稀、小便清長、腹脹、面色蒼白或萎黃、語言低弱細微、四肢軟弱無力、脈細或沈細等癥的，其方劑是由人參、白術、茯苓、甘草四味中藥組成，而人參具有良好的補氣、健脾、助陽作用，食欲不佳、大便溏稀、面色蒼白、四肢無力、脈細等諸多證候皆是因脾胃氣虛所引起，因此補益脾氣則是治療脾胃氣虛的重要原則。人參在四子湯中起君的作用。白術也是健脾良藥具有良好的溫脾補脾作用，但效果不如人參，而且補氣力弱，是壹味臣藥。佐藥則指茯苓，茯苓具有滲濕利尿作用，同時能健脾安神，中醫認為脾喜燥怕濕而茯苓能滲濕利尿，因此，此方中佐以茯苓則健脾作用更強。甘草是四君子湯中的使藥，能協君藥人參、臣藥白術、佐藥茯苓的治療作用，同時還可將諸藥引導到所需治療的臟腑和經絡，這樣使治療作用更有針對性。也有些方劑，如六壹散、白虎湯等，不壹定按君臣佐使的原則進行配伍，但其總的原則也是主藥和輔藥的關系。
總的來說，方劑中的藥物正是通過“君、臣、佐、使”這壹組織結構，使方劑保持了有序性、整體性、藥物間的相互聯系性、方證相應的動態性及辨證論治的靈活性。也正是因為如此，中醫療法的奇妙、偉大發揮得淋漓盡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