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時期，豪強地主都占有大量土地，通常又采取田莊式的生產經營方式。在當時的田莊中，有農、林、牧、漁各業，還從事某些手工業的生產，或進行壹定的商業和高利貸活動，具有極強的自給自足性質。例如劉秀母舅樊宏在湖陽經營的田莊，其中有數裏面積的樊陂，田地達三百余頃。在這個田莊中，廬舍樓閣成片，“竹木成林，六畜放牧”，“檀棘桑麻，閉門成市”。可見其規模很大，具有多種經營的特點。另外，樊宏還“好貨殖”，從事商業和高利貸活動。(《後漢書·樊宏傳》)在四川發現的畫像磚上，也可以看到地主田莊的同樣情景。
崔實所寫的《四民月令》，對地主田莊的經營情況反映得很詳盡。所謂：田莊裏種植著小麥、大麥、春麥、粟、黍、粳稻、大豆、小豆等糧食作物，胡麻、牡麻、藍靛等經濟作物，瓜果等蔬菜；自己制作各種醬、酒、醋及飴糖等食物；又種植藥用植物，以配藥品。在這種大田莊裏，還種植各種林木以及果樹，飼養馬牛等耕畜和家畜。在手工生產方面，自己養蠶，紡織各種麻布和絲織物，制作衣、鞋，制造農具和兵器等。此外，田莊中也有糧食及農副產品的買賣。可見，在地主田莊裏，各類生活資料基本上都可以自給自足。
[編輯]剝削勞動者
東漢時，豪強地主大都利用宗族血緣關系作為剝削勞動者的手段，使地主和農奴的關系罩上了壹層溫情的面紗。當時，豪強地主常常聚族而居，特別是在西漢末年戰亂中，他們往往糾集宗族，建築塢堡以自守。東漢以後，隨著封建隸屬關系的強化，豪強地主的貧困宗族，大多成為田莊裏的勞動者。在莊園裏，勞動者主要有宗族、賓客、徒附和奴隸，他們對豪強地主有極強的依附性。其中莊園主的貧困宗族、賓客地位略高，徒附是典型的農奴，奴隸則最為卑賤。
豪強田莊裏的勞動者所受的剝削都很沈重，地租剝削大概都在百分之五十以上。除實物地租外，他們還得無償地為田莊主服勞役。不但如此，豪強地主還把他們編制起來，組成私人武裝，平時看家護院、巡警守衛，戰時則跟隨主人打仗。這種豪強地主的私兵，史稱“部曲”。由於剝削的沈重，宗族、賓客、徒附的生活都極其痛苦，“生有終身之勤，死有暴骨之憂。歲小不登，流離溝壑，嫁妻賣子。”(崔實《政論》) 為了消弭農民的反抗，豪強地主也有意識地利用宗親關系，分化農民。據《四民月令》記載，每年春耕前後，莊園主就“賑贍窮乏，務施九族，自親者始”。秋收前後，又“存問九族孤寡老病不能自存者”，對同宗貧困而死者，則糾合宗人，合族收葬。冬月臘日，還要“請召宗族、婚姻、賓旅、講好和禮”，“休農息役”。於是，在封建莊園內部往往形成相對緩和的關系。所以，在東漢時期，封建田莊還能較好地組織生產。正因為如此，每當遇到戰亂之際，常常出現豪強地主率領大群宗族賓客、徒附義從，或擇地避亂，或築塢自守，甚至合族開上戰場，舉宗進行叛亂的現象。在農民起義的年代裏，豪強地主的莊園武裝也成為鎮壓農民軍的力量。
自耕農及封建國有制
編輯]自耕農
東漢時期，封建政府雖在形式上實行嗆篋薄賦的政策，但事實上農民受到多方面的盤剝。地主、官吏欺淩人民，轉嫁負擔，花樣百出。如漢明帝時，政府下令推廣區種法以增加產量。結果，有些地方通過多報農民耕地，把租稅負擔強加在農民頭上。又如東漢初，禁止農民從事商業活動以妨礙農時，地方官吏及豪強地主遂據此對農民進行種種限制，規定有田者不得捕魚，以便他們營私牟利。此外還在各種借口下任意征發，轉輸遠戍等等，更使農民喘不過氣來。總之，農民的賦稅徭役負擔非常沈重，加上豪強地主的欺壓，使農民生活極其艱難，常常落得“饑餓流離”的結局。
封建國家所有制
封建國家所有制經濟是東漢時代另壹種重要的經濟形式。封建國家不僅掌握著大量土地及山林川澤，並且還直接經營許多生產事業。特別是手工業方面的經營，更多地集中在封建國家手裏。
在東漢的政府機構中，大司農、少府、將作大匠、太仆所掌管的生產事業最多，也最重要。大司農除了經管國家賦稅收入外，還主管屯田等事務。東漢時期的屯田，以軍屯為主，在沿邊地區，還有募民屯田及放免刑徒屯田。大司農所屬的平準署和導官署，還分別進行各種絲麻紡織品的染色加工及糧食加工。東漢時，鹽鐵生產由郡國經營管理。少府實際上是皇帝的大管家，它除了管理山林川澤的各種稅收外，也直接組織皇室需要的生活用品和各類奢侈品的生產。少府在各地著名的手工業中心，都設有工官組織生產，其規模都相當龐大。將作大匠直接主持宮室、都邑、園苑、陵墓等土木工程的營造。太仆則主造各種兵器器械，並管理各處牧苑。
在東漢國家經營的生產事業中，還較多地使用奴隸。同時，還有大量罰作苦役的罪犯、服徭役的農民和少數傭工人。大規模的土木工程，則更多依靠征發徭役來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