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壹段時間，有關興奮劑的新聞接二連三地出現，而在俄羅斯田徑代表團徹底無緣裏約奧運會之後，興奮劑再壹次成為了無數普通民眾所關註的熱點。在那些因為興奮劑而曾無緣體育賽場的運動員中，不乏以各種理由（如“誤服藥物”、“飲食不當”等）為自己辯解的人。那麽，從理論上看，真的能有人因為“貪吃火腿腸”等飲食上的原因，而在尿檢之中不過關麽？
答案可能出乎大多數人的意料——這是真的。鑒於運動員禁用藥物在生活中的應用實在是廣泛，因偶然而攝入禁藥的情況是絕對存在的，加上目前的興奮劑檢測手段遠非十全十美，不幸“躺著中槍”的事件也時有發生。
運動員禁用藥物，在生活中有多常見？
在很多人的印象之中，被反興奮劑組織所禁用的藥物，在生活中肯定也沒有什麽合法的用途，運動員被檢測出禁藥陽性，就代表著他們的確有不當行為。這其實是壹種常見的偏見：被反興奮劑組織列入“禁用藥物”名單的物質，只是因為它們有被運動員濫用，從而破壞體育公平的可能性，和藥物本身的性質、應用並無關聯。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俗稱“瘦肉精”的β腎上腺素能藥物不僅在我國被禁止用於動物養殖，還是國際公認的體育興奮劑之壹，這和它本身潛在的促進肌肉合成（肌肉合成過程能直接決定人的力量大小）的作用密切相關。然而，此類藥物在醫學上應用非常廣泛，是治療哮喘等呼吸道疾病必不可少的良藥，因此倘若運動員患有呼吸道疾病，醫生又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處方了此類藥物，運動員的確是有誤服的風險的。此外，“瘦肉精”在很多國家是合法的飼料添加劑，如果農戶在使用時控制不當，藥物殘留進入肉類乃至肉制品中也是有可能的。
除了上面所說到的“意外”，運動員無意攝入興奮劑，也可能是因為他們對某些潛在的“地雷”實在是太過掉以輕心了。例如在中國等國家，草藥及草藥制劑在民間十分常見，而由於草藥內含有的化學物質種類繁多，不少草藥之中都含有壹種或多種“興奮劑”類物質（很多中成藥都會標有“運動員慎用”，就是因為藥材之中含有天然雄激素），如果是成藥制劑，運動員倒是會有所提防，不過中醫師開出的湯藥，卻少有人註意興奮劑問題。雖然此前還沒有出現過與草藥相關的興奮劑事件，但並不足以排除草藥導致興奮劑檢測不過關的可能性。
當然，解決這樣的尷尬事件，最好的方法自然是從運動員自己做起——盡量做到規範就餐、食用來源可靠的食物、在就醫時多加小心，而目前運動界也有針對藥物的“豁免規定”，運動員倘若因病情需要而必須使用興奮劑目錄內的藥物時，可以向國家的體育主管部門提出申請，在申請獲批準後，運動員在尿檢時檢出豁免的藥物即不算違規。
嚴格的尿檢，也非萬無壹失？
相信不少曾經接觸過體育運動的人，都對目前正規賽事嚴格的尿檢制度有所了解。在如今，賽事尿檢往往會壹次采集兩瓶尿液標本，分為“A瓶”和“B瓶”儲存，通常A瓶會被直接送往實驗室檢測，而B瓶只會在檢測結果遭遇爭議之時才會啟用。嚴格的尿檢標本制度和日益更新的檢測手段，已經能夠讓尿檢之中出現爭議的幾率不斷降低了。然而世間並無十全十美之事，尿檢也是如此，當前的技術還無法完全避免“中槍”事件的發生。
在討論尿檢失誤的可能性之前，我們不妨來了解壹下體育運動興奮劑尿檢的原理。運動員在服用興奮劑之後，興奮劑會在體內經過壹系列的代謝，從而轉化成具有活性的成分，或是形成便於排出體外的產物。由於相當壹部分興奮劑會以代謝產物的形式隨尿液排出，因此興奮劑尿檢實際上就是在檢測形形色色的代謝產物。
而在反興奮劑實驗室內，檢測特定物質的最重要方法，是免疫法（如酶聯免疫吸附法、放射性免疫法）檢測。這種方法主要利用抗體試劑（即動物體內產生，針對特定物質的抗體）能和目標物質牢固結合的特性，用抗體試劑去“捕獲”尿液中潛在的興奮劑代謝產物，隨後再將“捕獲”結果用特定方法讀出。不幸的是，尿液內的物質有時可能會幹擾抗體的正常工作（例如直接和抗體結合，制造興奮劑被“捕獲”的假象），從而導致檢查結果出現錯誤。例如常用的抗生素左氧氟沙星，其在服用後排入尿液的代謝產物，就會幹擾大麻尿檢的準確性，甚至有患者因此而在警方的“掃毒行動”中不慎中招。
另壹種情況則是，有些被用於興奮劑檢測的指標，會在患有疾病時出現異常，而且尿檢技術並沒有能力分辨指標異常的具體成因。這方面的典型案例，莫過於今年德國足球甲級聯賽上的壹起烏龍事件：在該比賽的升級附加賽比賽前，法蘭克福隊的副隊長馬科·魯斯的尿檢結果為陽性，他的尿液中被檢測出含有大量的人絨毛膜促性腺激素（hCG，壹種在懷孕、服用興奮劑或患有睪丸癌時，人體會大量分泌的激素）。但經過隨後的全面檢查，魯斯的確沒有服用興奮劑，是他所患的睪丸癌直接導致了尿檢的陽性結果。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發現，興奮劑檢測雖然能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做出正確判斷，但也有諸多偶然因素（如疾病、藥物）能夠幹擾它的檢測效果，運動員因偶然而誤服興奮劑的事件也並不少見。雖然說尿檢出問題“只因壹根火腿腸”可能會有些誇張，但這也並非噱頭或是狡辯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