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違法的高收益低風險。正如馬克思所說“……如果有50%的利潤，資本就會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資本就敢踐踏壹切人間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潤，資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去冒絞首的危險”。目前，在“經濟基礎決定社會地位”的刺激下，大量制販假劣甚至有毒食品的暴利誘惑下，越來越多的生產廠商以極大的“熱情”、以日新月異的速度將種種我們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問題食品帶入了我們的生活;違法的高收益低風險讓食品安全問題頻發。
(2)安全監管不到位。我國的食品安全壹直是地方負責制，因為食品安全是民生服務項目，並不能給地方上創收，在唯GDP論能力的大環境下，純支出不創收甚至減收的食品安全問題自然坐了冷板凳。甚至在食品安全問題發生時，地方政府往往從地區經濟發展稅收就業等角度考慮問題，為生產者撐起保護傘。這就逐步形成了地方不重視食品安全，監督管理不到位的慣性，與之對應的就是食品安全少人監督，少人管理的問題。
2、食品安全不單單是壹個道德問題
目前有壹種言論說，食品安全事件頻繁發生是因為社會整體誠信缺失、道德滑坡。食品安全事件頻發是不是因為誠信缺失、道德滑坡呢?不能說無關，但至少道德不是主要原因。在碰到壹些不良行為時，我們總是習慣性地說“人心不古”。總覺得今人的道德水平無法與古人比較。然而，如果我們翻開歷史，仔細比對，就會發現古人之中雖不乏品性高潔之士，但不肖之徒也是代代不絕。從誠信、道德這個角度看待食品安全問題，既無益於看清事物的本質，更無益於食品安全問題的最終解決;我們應該把目光投向更深遠。
3、用法律築起食品安全的鋼鐵長城
(1)從立法上加強對食品安全違法事件的懲罰力度。
食品安全事故總逃不出這樣的“怪圈”：不法食品制造者肆無忌憚地違法，而執法部門處理他的時候，卻往往僅限於警告、罰款、整頓。在《食品衛生法》第三十九條規定“生產經營不符合衛生標準的食品造成食物中毒事故或其他食源性疾患的，責令停止生產經營，銷毀導致食物中毒或其他食源性疾患的食品，沒收違法所得，並處以違法所得壹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罰款;沒有違法所得的，處以壹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的罰款”，只有“情節嚴重”才會被“吊銷衛生許可證”等。顯然，相比西方發達國家極其嚴厲的懲罰力度甚至傾家蕩產的違法成本而言，我國的食品安全監管的威懾力多麽的微不足道。正因如此，我國制假售假之風屢禁不止，低劣產品充斥市場。
筆者認為，可以借鑒國外的巨額賠償制度，對生產和銷售質量不合格、不安全食品的廠商處以高額罰款，情節嚴重的還應當加重追究其刑事責任。還有《刑法》應增加對食品安全犯罪教唆犯的懲處，把提供資源、設備、技術的人都作為***犯懲處。夏威夷的壹個成熟椰子落下砸傷遊客被索賠千萬後再也沒有椰子傷人事件發生，充分說明重罰的必要性。
(2)落實執法不嚴、違法必究的法治精神是食品安全的有力保障。
2009年頒布的《食品安全法》詳細規定了縣級以上衛生行政、農業行政、質量監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之間的行政職能和執法範圍。可以說，該管理，能管理的部門並不少。但是，現實中我們看到的卻是缺人監督、少人管理的情況。保障食品安全，就當下來說，其實最重要的還是要靠加強懲罰力度和加大執法力度，雙管齊下。當下食品安全管理首要的就是整頓行政部門，明確各部門職責。政府應當切實履行好其監管職責，加強對食品質量的安全監管。加強食品質量的安全監管應當成為政府的頭等大事，出現行政執法不到位、事發再管理等情況，自上而下層層問責，要嚴肅處理，追究其瀆職罪。當初山東的禁止補課令下達之後，不少學校依然視之為兒戲，但真的撤掉了七八個校長之後，山東的補課現象立刻完全消失。只有“官”肯“管”了，積極管了，才能給違規違法生產者以震懾，才能讓食品安全走上正常軌道。商人逐利，是本能，關鍵是要有部門主動監督他們，讓他們合法地逐利。
(3)用立法保障舉報者的權益，使違法者陷入人民的監督視野
應當立法確保對舉報者重獎，並嚴格保密。重獎，可以拿出不法企業非法所得的20%-30%進行獎勵，讓舉報者能因舉報壹夜暴富，富到所有人都眼紅，讓人人都象關註彩票股票那樣去關註食品安全，這樣可以大大提高有毒食品的曝光率，這樣，可以讓問題食品壹流入市場，就馬上被發覺，而不是讓孩子吃成大頭娃娃、吃成腎結石之後，才發現問題。上世紀打假專業隊伍的消失有其歷史原因，而在如今我們由吃得飽向吃得好轉化的過程中，我們應當鼓勵專業打假隊伍的出現。同時，網絡、電視、報紙、雜誌、廣播等工具，應定期組織健康飲食宣傳活動，有計劃地報道食品安全知識，並且要及時曝光生產、銷售假冒偽劣食品的壹些不法廠商及其商品，披露最近發生的食品安全事件，曝光時禁止使用某企業、某廠家的模糊處理，以保障消費者的消費知情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