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視界當前的國際貿易體系對發展中國家不公正。發達國家從發展中國家進口的平均關稅稅率比從發達國家進口的稅率高4倍。關稅結構的設計尤為不合理，導致關稅升級（Tariff escalation）現象，即初級產品關稅相對較低，而制造產品的關稅較高，比如生番茄的進口關稅低於罐頭番茄，亦即對增值活動課以重稅。這種關稅結構實際上阻礙了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致人死命的“知識產權”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知識產權卒不應該涵蓋在烏拉圭回臺談判內，因為知識產權不是壹個貿易問題，關於知識產權問題的探討應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The Word Intellectual Proverty Organisation），簡稱WLPO）框架下進行。但為什麽這個問題還是進入WTO，原因非常簡單，美國和歐洲的若幹特殊利益集團希望在貿易談判中作出更強有力、更加有利於自己的知識產權相關規定，而要達到這壹目的，通過做貿易部長的工作相對容易取得成功，因為貿易部長也許是所有部長中最容易受政治壓力影響的。烏拉圭回臺談判開始時，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和科技政策辦公室均反對烏拉圭回臺談判中的有關知識產權的規定，認為相關規定對美國科學不利，對全球科學不利，對發展中國家也不利。但政策制定者們根本就沒有征詢科學家的意見，因為他們關心的根本不是知識產權相關制度應要怎樣制訂才有利於創新。他們所關心的只是要提升兩個行業，即制藥業和娛樂業的盈利水準。科學家們盡管反對.但不像這兩個行業有那麽大的政治影響力。在設計知識產權保護體系時，應非常小心謹慎。對於科學研究而言，最重要的輸入要素是什麽?毋庸置疑，是知識。因此，如果限制知識分享的無障礙性，也就等於限制了創造知識的能力。1994年，克林頓政府的壹項重大國內政策舉措是關於醫療衛生的。美國在醫療衛生方面的支出比任何發達國家都要高，但結果卻比任何發達國家都要差。競選時.克林頓總統承諾的目標之壹就是要使得窮人買得起藥品。但在烏拉圭回臺談判中，談到知識產權問題時，克林頓總統卻同制藥公司狼狽為奸。結果烏拉圭回臺談判中有關知識產權的規定，使得窮國民眾更難以享受低價藥品。以治療艾滋病的藥品為例。仿制藥品壹年花費大概160美元，而品牌專利藥壹年的成本是1萬美元。發展中國家的民眾，如果壹年收入300美元，甚至3000美元，那麽根本負擔不起1萬美元的藥品。他們也許買得起仿制藥，但烏拉圭回臺談判關於知識產權的規定在設計時就是要阻礙發展中國家購買廉價的仿制藥，因為發達國家要保障制藥公司盈利，根本不考慮這樣做會給窮國民眾造成什麽惡果。wr（]的諸公對這壹說法自然相當不滿，辯稱：相關知識產權條款在設計時實際上已為發展中國家預留壹定彈性，所謂“彈性”是個專業術語，比如對於壹些用於“拯救生命”的藥品，發展中國家有頒發“強制許可”（Compulsory license）的權利。對這種辯解，回應有二：首先，每當發展中國家威脅要頒發強制許可，美國即以各種報復手段相威脅，如取消援助、取消貿易優惠待遇等，而且也的確會說到做到。
因此盡管理論上發展中國家確有權利，但卻往往不具備行使這壹權利的政治杠桿，對特別貧窮的國家而言尤為如此。因此，所謂“彈性”根本無法保障發展中國家的權利。第二點更為根本性，如果發達國家確有意願保障窮國民眾能夠享有拯救生命的藥品，當初就應明確規定，年人均收入低於500美元（或類似數量指標）的國家可以自由生產用於拯救生命的仿制藥品。這並不復雜，但發達國家卻故意將相關條款寫得讓人不知所雲，其真實意圖恐怕只能是不想讓發展中國家生產拯救生命的仿制藥品。傳統貿易框架批判貿易問題之所以會在全球範圍內引發諸多爭議，原因之壹在於，貿易全球化本來承諾讓所有人受益，但卻並沒有產生這種預期收益，對發展中國家尤為如此。傳統理論，姑且稱之為“舊貿易框架”認為，貿易全球化將帶來更多貿易，更多貿易帶來更多增長，更多增長則會讓全體民眾都過得更好。這壹主張可以說是此前約14世紀以來所有關於貿易自由化談判的理論基石。但現在看來，其正確性頗值得商榷，因為貿易全球化經常並未帶來更多貿易。如“除軍火外全部免稅”的動議，其初衷很好，但依然沒有說能夠帶來更多的貿易，其原因在於，除關稅外尚存在諸多其他貿易壁壘。壹個高度貧困的國家可能連“口岸”都沒有，還奢談什麽“出口”?貿易的發展受制於內部壁壘與外部壁壘。對發達國家而言，惟壹較為難以逾越的貿易壁壘在國門之外，而對貧窮的發展中國家而言，真正的挑戰則在蕭墻之內，僅僅在外部壁壘上下功夫實為緣木求魚。張推動“貿易援助”計劃（Aid forTrade），即著眼於應對這壹問題。所謂“更多貿易帶來更多增長”，總體說來這壹說法未嘗不對，但也只是部分正確，因為歸根結底，真正推動經濟增長的核心因素是技術變革、學習和知識。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不僅是資源上的差距，更重要的是知識上的差距。中國的經濟改革高度成功，其中壹個重要原因是中國在提高全民知識水平方面做出了可觀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