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份港臺聯署名單，有幾個特色：
其中反映了臺港兩地支持新電影現象的電影工作者、影評人、及文化界勢力。裏頭許多影評人皆是在新舊影評論戰時，和所謂舊派影評人爭論者，例如黃建業、焦雄屏、陳國富、詹宏誌；香港影評人舒琪、李焯桃、金炳興、羅維明亦曾在梁良之《誰是上帝？誰是教宗？》壹文發表後，於香港《電影雙周刊》為文強烈反駁。李焯桃與金炳興皆曾於擔任《金馬獎》評審時，發出不平之鳴，前者於1985年時成為金馬獎“擁侯派”、“倒侯派”爭論之評審之壹，後者於擔任金馬獎評審時中途退出。簡言之，此名單反映了支持新電影的影評人勢力。
這份名單其實若幹程度上，反映了“作者電影”影評系譜之人脈痕跡，例如名單中有60年代《劇場》季刊的陳映真、邱剛健、張照堂等人，亦有70年代活躍於《影響》或試片室文化的李道明、蔣勛、張毅、齊隆壬、羅維明等，這可說明新電影現象與“作者電影”影評這條系譜之關連較近，而理解80年代新電影現象時，將其看做類似電影思想脈絡下之延續，較為妥當。
這份名單在壹定程度上，代表了支持新電影之人脈關系，第壹次也是最後壹次以較集體方式現身，籲求社會給“另壹種電影”生存空間。之後當新電影人脈試圖建立壹套有別於金馬獎的本土電影鑒賞機制“中時晚報電影獎”時，將可發現其中掌握論述權及評論權之評審名單，與簽署“另壹種電影”宣言者，有高度重疊現象出現。
然而電影宣言發表後，除了在壹些文化性期刊如《南方》、《當代》、《文星》等有若幹回響外，並沒有對批評的三個對象——政策單位、大眾媒體、評論體系——造成影響。另外，宣言非但並未達到與不同勢力對話的功能，反倒使原本即相左意見更加兩極化：例如宣言中指責“評論體系”偏頗，亦即指涉了“新舊影評之爭”之兩造，然宣言本身則被他們論辯對象之壹的梁良譏為壹場“宣傳”性質的“文化秀”，不但是搞“唯我獨尊”的小圈子，其中若幹成員更是“言行不壹”，他並且認為新電影碰上瓶頸，“壹個重要原因就是那些擁護新電影的主流評論把這些影片的成就過度完美化。把這些導演的地位過份偶像化，以為天下電影之美已盡在這個小島上，容不下任何負面的評論”，而“……在大眾傳播媒體中擁有最大、最多評論機會與影響力的人，不正是在《宣言》中參加簽名的那幾個人嗎？……身為評論主流的代表人物，卻又公開指責評論主流‘失責’、‘扭曲’、‘荒唐離奇’，豈非怪事壹樁？”影評人協會的老成員黃仁則認為這份宣言“未經過任何電影團體討論，簽名者中，也沒有壹個電影團體負責人，豈能代表全臺灣電影界做宣言？”蔡國榮則認為這是“壹場格調不高的論戰”，“凡事和自己意見相仿就大力吹捧，弄得滿天都是‘大師’，若和自己意見有出入就百般辱罵，也弄得滿地‘文化賊’”。
此外，《電影宣言》之訴求也有不夠具體的情形，例如宣言要求政策單位、大眾傳媒、評論系統給“另壹種電影”生存空間，這只處於廣泛之呼籲層次，卻並未提出具體之政策雛議，也沒有談到應如何處理“另壹種電影”最核心的發行問題。宣言本身反倒較像壹份消極的是陳情書，將太多期望消極地寄托在外在因素上，把希望寄托在官方開明輔導，且依舊過度將文化與商業二分化，並未觸及“另壹種電影”發行管道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