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不得不談到中國近現代史上第壹批商人——紳商階層
由於令清朝統治者創痛鉅深的鴉片戰爭是由於封建王朝壹向漠視的對外貿易引起的，於是外貿被誇大地與國家的生存問題聯系在壹起，這就迫使人們去重新估價商業的作用。從19世紀60年代起，先後有王韜、容閎、馬建忠、薛福成、鄭觀應、陳虬、何啟、胡禮垣等人不斷鼓吹新的社會價值觀。他們稍許有點誇張地認為，國與國之間的戰爭不僅發生在硝煙彌漫的戰場，還有另外壹種戰爭，即“商戰”。鄭觀應在他的名作《盛世危言》裏發出了“商戰”的呼聲，中國的工商業者自此開始，第壹次堂而皇之以“富國”理想的擔當者步入歷史，壹向重農抑商的中國出現了歷史上第壹個新型社會集團——紳商階層。
從本質上看，紳商階層是經濟實力與政治權力的結合體。它的社會基礎極為廣泛，其中既有先具備功名地位再從事工商業的，也有先具有商人或買辦身份又廁身官僚行列的。前壹類人的代表有孫家鼐（鹹豐己未科狀元，1859年）、陸潤庠（同治甲子科狀元，1864年）和張謇（光緒甲子科狀元，1894年），這些曾獲傳統社會最高科舉功名的士大夫從事壹向被視為“賤業”的工商業，是社會風氣轉變的壹個明顯標誌。後壹類人的代表有胡雪巖、盛宣懷等人。胡雪巖最初是銀號商人，後來因為幫助官軍剿太平軍有功被授官職，人稱“紅頂商人”。盛宣懷的事業則更顯得轟轟烈烈，他先後幫助李鴻章、張之洞“佐理”洋務，其勢力遍及輪
船、電力、紡織、冶煉及銀行業務，後來獲得實授郵傳部尚書等高級官銜。這個階層在形成過程中具有無限層次的過渡形態，亦官亦商，在政界與實業界雙棲既是這個階層的最大特點，也是他們與傳統商人的最大區別所在。純粹的民間資本在當時的中國獲得發展的空間很小。洋務運動最初的十年，李鴻章基本上不許民間資本介入，直到19世紀70年代，因為官辦企業貪汙腐敗盛行，虧損嚴重，資金難以為繼，才開始以“官督商辦”形式出現，而“官督商
辦”這種模式最後的結果是商人出錢，官僚貪汙，企業效益奇差，商人們最後將這種形式棄若弊履，然後才有“官商合辦”這種形式出現。而洋務派的另壹巨擘張之洞則自始至終都對民間資本嚴加拒斥。這種狀況持續到1911年辛亥革命後的民國初年，北洋軍閥政府對於經濟的控制力極大地削弱，原來壹些官辦或官商合辦的企業不是日益萎縮，就是轉向商辦。而這壹時期新辦的企業絕大多數是商辦。由於當時的北洋軍閥政府不能操縱經濟，也就不能任意破壞經濟。這壹時期中國經濟的發展，具有自由資本主義初期發展的特征。
我們知道， 18-19 世紀的中國是當時世界上少有的大壹統專制集權帝國，不僅其國家制度在政治治理結構上全盤承襲了秦王朝的郡縣制，而且還徹底地廢除了清初原本實踐了壹段時間的諸如給吳三桂之流封王而有利於分權體制發育的封建制度。當時的中國，由於清廷的高壓統治，在政治上實行的是壹種高度壟斷的中央集權制度，在文化上實行的是獨尊儒學的文化專制主義意識形態，在經濟上則是按仕農工商的序列實行重農抑商及所謂以“奇技淫巧”排斥科學技術的自然經濟政策。
滿清王朝用這種落後的國家制度統治中國，在西方正在興起工業革命和代議制政治的時代，會產自然生長出壹個世界強國嗎？我絕對敢說，即使按當代某些中國人在壹部歌頌康熙皇帝的電視劇中寫的壹句歌詞，“向天再借 500 年”，讓康熙皇帝來繼續統治中國，這個國家雖然由他統治下，在發展停滯的世界中壹度領先於全球而被首次來到神州的西方傳教士們稱羨不已，但是如果他不跟上西方的步伐，拒絕對專制王朝制度進行根本性變革，大清王朝將依然會是世界上最落後的沒落帝國。
對此，我們只要看看晚清政府搞的洋務運動究竟是怎麽回事就自然能夠得出自己的結論。
在西方的漢學家和中國主流歷史學家的眼中，晚清的洋務運動在中國近代的經濟史上和國家制度改革上是壹個徹底失敗的運動。導致這個富國強兵運動失敗的主要原因，現在看來非常簡單：滿清的洋務運動是在政治、法律制度和國家的意識形態不能根本變革的約束下進行的；這個運動以堅持滿清王朝的政治壟斷，沒有司法獨立和保護私人企業的法律制度為基礎。它與日本的明治維新全面模仿西方的政治、法律、經濟制度相反，自始至終堅持官辦、官商合辦或官督商辦的制度，並以此為基礎和前提來模仿發達國家的技術和工業化模式，完全無視建立近代企業制度和公平市場的基本法則。
洋務運動自身的悖論集中地表現在，政府壟斷工業和其它新興產業的利益與其作為獨立第三方發揮仲裁作用的地位相沖突和不可兼容，即，晚清政府既是國家經濟活動的裁判員，又是市場上的利益主體，並時時刻刻利用其裁判員的權力，目光短淺地去追求其在市場上的經濟利益，而不管企業制度和市場秩序是否會因此而混亂不堪。晚清王朝這種制度化的國家機會主義行為，使得政府利用其壟斷地位與私人企業爭奪資源，並且蓄意壓制有前途的私人企業發展。而與之形成對比的是，日本的明治維新運動與滿清的洋務運動相比，雖然起步較晚，卻成效遠遠大於後者。日本在明治維新運動中，除了國家的憲法中沒有放棄天皇的實權不搞虛君***和之外，不僅規定了國民的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而且，其在國家的基本制度上竟然是“全盤西化”，全面模仿英國、德國的政治、法律、經濟制度。當時的日本政府，除了在國民不知企業為何物時，辦過幾個模範工廠外，基本上不辦國營企業。因此，明治時代的日本政府完全可以沒有私心地發揮公平司法，嚴格執法的第三者仲裁功能，從而，使國內的私人企業得以蓬勃發展起來。加上維新期間日本模仿西方的公司法和專利法，鼓勵國民的創造發明，簡化國民創辦企業的審批手續和降低國民創業的門檻，使得私人企業有寬松的創業環境和可以利用剩余權保護推廣西方專利的收益，所以，日本從明治維新時代起，西方的各種先進技術就得以廣泛在日本引進、發展和生根。
為了說明問題，我們僅以李鴻章搞的輪船招商局 (1872 年) 以及開平礦務局 (1877 年) ，上海機器織布局 (1878 年) 為例。對這些晚清最著名的企業，我們很難設想，其官商合辦，官督商辦的運行機制，居然在制度層面沒有嚴格定義的概念。象李鴻章作為朝廷高官，又是企業的老板，他使用合股公司的形式從私商籌到資本，任命有捐納的官銜或半官方地位的人做經理，很像當今政府有控股權或控制權的企業任命各級官員出任董事長、總經理壹般無二。這類企業的最大問題就是老板既是制定遊戲規則的政府大官，又是參加遊戲的主要成員，其雙重地位造成的利益沖突使得國家機會主義制度化，公平和健全的近代企業制度和市場秩序根本就不可能建立，私人企業自然也不可能發展起來。總而言之，晚清這些官商合辦或官督商辦的企業有官僚機構的所有弊病，諸如裙帶風盛行，官員濫用資金，貪汙成風，卻沒有近代私人企業的最低效率。
但實事求是地說，晚清覆亡前的官督商辦企業，在隨後清廷制定的經濟制度規範下，與***和國成立後的很多國營企業相比，到更像近代企業。特別是清朝末期政府在多次沈重打擊下規劃立憲改革後，於 1904 年月 21 日頒布《商人通例》九條和《公司商律》壹百三十條， 1905 年頒布公司登記法， 1906 年通過的破產法和專利法，終於使近代中國的經濟制度開始走上正道。如， 1904-1908 年國內私人企業就曾迅速發展，***有多達 272 家註冊成立。無奈，晚清這個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的良好發展趨勢，最終卻被清廷延緩國家政治制度改革積累的社會矛盾所引發的革命和隨之而來的民國初年的國家動亂所打斷。
反觀晚清的洋務運動，其特點不但是官方對大工業的壟斷，也表現為亦官亦商，官商勾結，從壹開始就排斥私人企業，使私人企業難以獲得寬松的創業環境和發展空間。我們從充斥於正史記載和民間野史的故事中，很容易得出這樣的結論：晚清商人成功的首要條件是必須與官府搞好關系和得到各級官吏的庇護，其中，胡雪巖發跡的故事就是壹個最典型的例子。
呵呵,本人就喜歡看<<紅頂商人-胡雪巖>>
19世紀後期，官商胡雪巖依靠政府和軍隊，開設阜康錢莊—應該算是中國初期的商業銀行，錢莊的生意非常興隆；隨後，依靠錢莊賺取的資金，開始涉足貿易領域，從事軍火、機器的進出口業務；再後來，公司大肆征地，並且收購許多民間藥材和藥方，大量招聘名醫，擴張到醫藥業，胡慶餘堂長大成當時中國規模最大的中藥連鎖公司；最後，公司非常看好被外資壟斷的絲綢業，通過高價收購，在上海創立絲綢廠，幾乎壟斷市場。胡雪巖的“投資公司”無論在金融、醫藥、貿易還是絲綢業，都幾乎處於壟斷地位，這顯然是壹個有著“長大欲望”的公司機構，但是阜康錢莊卻沒有像花旗銀行那樣長大至今。
胡光墉（1823～1885），幼名順官，字雪巖，湖裏村人。墉幼時家貧，幫人放牛為生，稍長，由人薦往杭州於姓錢肆當學徒，得肆主賞識，擢為跑街。鹹豐十年（1860），因肆主無後，臨終前，以錢莊贈之，乃自開阜康錢莊，並與官場中人往來，成為杭城壹大商紳。 鹹豐十壹年（1861）十壹月，太平軍攻杭州，光墉從上海、寧波購運軍火、糧米接濟清軍。左宗棠任浙江巡撫，委光墉為總管，主持全省錢糧、軍餉，因此阜康錢莊獲利頗豐。京內外諸公無不以阜康為外庫，寄存無算。他還協助左宗棠開辦企業，主持上海采運局，兼管福建般政局，經手購買外商機器、軍火及邀聘外國技術人員，從中獲得大量回傭。他還操縱江浙商業，專營絲、茶出口，操縱市場、壟斷金融。至同治十壹年（1872）阜康錢莊支店達20多處，布及大江南北。資金2000萬余兩，田地萬畝。由於輔助左宗棠有功，曾授江西候補道，賜穿黃馬褂，是壹個典型的官商。同治十三年，籌設胡慶餘堂雪記國藥號，光緒二年（1876）於杭州湧金門外購地10余畝建成膠廠。胡慶餘堂雪記藥號，以壹個熟藥局為基礎，重金聘請浙江名醫，收集古方，總結經驗，選配出丸散膏丹及膠露油酒的驗方400余個，精制成藥，便於攜帶和服用。其時，戰爭頻仍，疫癘流行，“胡氏辟瘟丹”、“諸葛行軍散”、“八寶紅靈丹”等藥品備受歡迎。此後，胡光墉親書“戒欺”字匾，教誡職工“藥業關系性命，尤為萬不可欺”，“采辦務真，修制務精”。其所用藥材，直接向產地選購，並自設養鹿園。胡慶餘堂成為國內規模較大的全面配制中成藥的國藥號，飲譽中外，對中國醫藥事業發展起了推動作用。 光緒八年（1882），光墉在上海開辦蠶絲廠，耗銀2000萬兩，高價盡收國內新絲數百萬擔，企圖壟斷絲業貿易，惹怒外商，聯合拒購華絲。又因海關海運操於外人之手，不能直接外運。次年夏，被迫賤賣，虧耗1000萬兩，家資去半，周轉不靈，風聲四播。各地官僚競提存款，群起敲詐勒索。十壹月，各地商號倒閉，家產變賣，胡慶餘堂易主，宣告破產。接著，清廷下令革職查抄，嚴追治罪。光墉遣散姬妾仆從，於光緒十壹年十壹月郁郁而終。
歷史材料證實，胡雪巖之所以能從個銀號小夥計變成巨商，既有其內在的聰穎與心計，也有其偶然事成的機遇。是誰給了他機遇呢？是那個受過其善待的王有齡嗎？可以肯定：非也。王有齡確實通過走通上方拓寬了仕途，但只是做縣官，做州府，後來當成浙江巡撫才壹年便因太平軍打進杭州城上吊懸梁了。請問，壹個小小的地方官，如何能扶植起個壹代豪商？很顯然，作小說，也太玄乎其玄了。給他機遇的恰恰是左文襄左宗棠。壹名反侵略護國土從未打過敗仗的愛國主將。左宗棠給了胡雪巖四次發財的機會：壹是讓其負責組建常捷軍的資金積累及糧餉，發了軍火財；二是命其幫助建設馬尾造船廠，發了技術及設備引進財；三是命其組建上海轉動局，操辦西征軍務所需物資及軍械，發了轉運財；四是請其引進外資支援收復新疆所需的先進武器，又發了引資財。所以，沒有左宗棠，便沒有煊赫壹時的胡雪巖。
當英國瓦特發明蒸汽機導致工業革命後，手工業將沒落是時間早晚的事。胡雪巖不是沒看到這個問題，但為了維持廣大江南農村養蠶人家的生計，他不願改弦易轍，亦不甘心屈服於西洋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力量之下。他以壹人之力，屯積生絲，壟斷居奇，企圖迫使外商高價收買。但胡雪巖過高估計了自己的力量，過低估計了對方的力量，外商聯合拒買胡雪巖屯積之絲，逼得胡雪巖不得不賤售其絲，遂致破產。
胡雪巖怎麽會敗落?單用蒸汽機是無法說清楚的，嚴格地講，胡雪巖之所以敗落，被抄家充產，其導火線是因為他引進外資時，向朝廷謊報了利率，拿了回水；但真正原因還在於他逐步完成了從買辦和官僚資本家向民族資本家過渡，對洋人在經濟上入侵中國給以了有力回擊。他為了抵制洋商對中國蠶農的盤剝，花大本錢，從包桑園開始，包攬蠶絲收購，然後再擡價賣給洋商，使得洋商倍感難辦。胡雪巖的舉動，甚至使當時的倫敦市場都發生了波動。洋人的痛恨，再加上李鴻章與左宗棠的鬥爭，自然使李鴻章提出了“倒左必先倒胡”的密令，使胡雪巖成了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胡雪巖是最早實現其商業模式多元化的：貿易（生絲、糧食、茶葉、軍火）、房地產、金融（當鋪、錢莊）、實業（藥鋪—胡慶余堂）。許多企業家對胡雪巖的崇敬在於他能在短短三十年能打造起這麽壹個商業帝國，而且樣樣賺錢，是多元化成功的典範。相比之下，歷史上曾經叱咤風雲的晉商、徽商，生意做得再大，也都只在壹兩個行業成功，如山西商人開錢莊，安徽商人做貿易和流通。
胡雪巖能從“壹個錢莊小夥計到中國最大的官商”的商業傳奇，答案其實很簡單，就是：成功就是權利“尋租”，官商勾結，官商壹體。
晚清末年，隨著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活動的萌芽和發展，現代意義上的尋租活動隨之滋生，胡雪巖式清楚地認識到金錢來自於資源，而最大的資源配置就是官僚集團，因此，要想富，首先就是要"官商勾結"，進而"官商壹體"。於是他所"勾結"過的官都是掌握當地最大的資源配置的決策者，有把持東南的何桂清（官至兩江總督)，王有齡（官至浙江巡撫)，其後又成為權傾朝野的左宗棠的心腹。胡雪巖真正騰飛就是與謀得壹個拜見左宗棠的機會，他帶去的見面禮便是十萬兩現銀，"報效軍中"。那麽他的此類"尋租租金"最終又為他贏得了多大的實際利潤?左宗棠新疆平亂時期因軍餉不繼，委托胡雪巖在上海為他籌借洋款、購買軍械，胡經手六筆，借款總額壹千七百萬兩，利息累計達八百萬兩，僅此壹事，他個人就從中凈賺約二百萬兩銀子。現實商業社會中，許多成名立萬的企業家，當初第壹桶金恰恰就是某個領導的批條，某個首長的招呼，拿到某種稀缺資源（土地、汽車、香煙、原始股票），壹轉手就賺了；從歷史角度而言，他們能不打心眼佩服胡雪巖嗎？
如果妳循著這條思路去看胡雪巖的產業構成，貿易（生絲、糧食、茶葉、軍火）、房地產、金融（當鋪、錢莊），哪壹樣不是依靠官府背後的權利資源支持（甚至壟斷經營）發展起來的？胡雪巖的商業帝國的經營不管做得多大多強，核心都依賴著壹個人—胡雪巖。更準確地說，是依賴整個官僚集團對胡雪巖的某種程度的信任和相互利用。因此，壹旦這種聯結這層關系的核心鏈子掉了（左宗棠之死），胡雪巖商業帝國也就轟然傾倒，其實胡雪巖商業集團根本不存在什麽多元化，只是權利資本和商業資本結合在壹起謀取利潤最大化的時候，通過多種形式表現出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