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藥回扣指的是醫療機構中的醫務人員，利用開處方的職務便利，以各種名義非法收受藥品、醫療器械、醫用衛生材料等醫藥產品銷售方財物，為醫藥產品銷售方謀取利益的非法行為。
大約從20世紀90年代起，壹些藥廠發現，通過收買醫院的負責人可以將藥品推銷到醫院，但假如醫生不用的話，藥品的銷量仍十分有限。於是，醫院裏開始出現壹群專做醫生工作的人，即醫藥代表。為了鼓勵醫生多用其推銷的產品，給每壹個用自己藥的醫生提成。剛開始的時候，這筆錢的數量很小，只有壹塊兩塊的，盡管很少，但效果很好。比起做廣告來花費少，效果卻大相徑庭。不管什麽藥，只要有回扣，醫生大筆壹揮，沒有用不出去之理。在開始時候的小敲小打沒有得到有效的抑制後，回扣之風愈演愈烈，從最初的1%到現在最高達30%甚至50%，醫藥回扣已經成為大醫院醫生收入的壹個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呈普遍開花之勢。藥廠必須要有臨床推銷員，也就是現在的醫藥代表，如果不這樣做，藥廠根本就無法生存。 據衛生部治理商業賄賂領導小組2005年提供的壹份資料表明，在全國藥品行業，作為商業賄賂的藥品回扣，每年侵吞國家資產約為7.72億元，約占全國醫藥行業全年稅收收入的16%。
醫藥回扣潛規則
對於醫藥回扣的運行潛規則，壹位醫藥代表說，業內有壹個行規，叫“不找三種醫生，必須認識兩種大夫”。三種醫生是：護士、見習醫生和進修醫生；而必須認識的兩種大夫是：管床位的臨床大夫、管病房的負責醫生。他們在醫院的職位大都是主治大夫、副主任醫師、主任醫師。
醫藥代表需調查兩種大夫所在的科室和名字，甚至是個人愛好。所有的預備工作結束後才能上門。先是以各種方式熟悉，比如看病，再閑聊，直至熟悉。隨後就是吃飯、娛樂、旅遊、以及報銷書費。而所謂的“書費”其實是“開門費”，少者幾百元，多者上千元。 “開門費”送完之後，醫藥代表開始和醫生進行具體的回扣比例談判。“我們都嫌‘回扣’兩個字太難聽，所以都叫‘開方費’和‘處方費’”壹位醫藥代表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藥品進入招標目錄開始在醫院使用之後，醫藥代表將定期和醫生進行回扣結算。醫生把自己的處方記錄或者是病人的床位號碼和用藥記錄交給醫藥代表。然後醫藥代表到藥劑科進行核對——之前藥劑科自然已經被醫藥代表打通了關節。
“處方費”只是醫生到手的平常費用。每到年底，藥商就要想盡辦法招待他們，有些大的藥商利用開各種研討會、學術交流會等免費出遊、購物，小的藥商也需給醫生報銷壹些來路不明的款項作為回報。
壹位醫藥代表說，回扣已是不少醫生收入的重要來源，而根子在於他們正常收入偏低。壹位醫生(通常是大學畢業)工資條上的工資才2000多，很難抵擋回扣的誘惑。
公開的秘密
醫生開藥可以拿回扣，近年來已經成了壹個“公開的秘密”。在全國各大醫院裏，幾乎都有醫藥代表的身影出現，為了推銷出自己的藥，他們承諾，醫生每開出壹盒藥，就可以按藥價的壹定比例提取回扣。隨著這壹行業的內幕不斷被媒體曝光，我們了解到，醫藥回扣不僅“養肥”了壹批醫生，讓他們過上了開名車、住好房的生活，也讓醫藥代表自身賺得盆滿缽滿，月收入平均在萬元左右……最近，終於有醫藥代表難以忍受良心的譴責，站出來表示要為這種極度損害消費者利益的行為懺悔；而壹名安徽醫生也在正義感的驅使下，不斷舉報醫院的各種收受回扣行為，引起社會關註。本報記者近日就聽他們講述了自己的故事。
醫藥代表辦起“慈善堂”
趙忠誠曾經是個醫藥代表，如今卻搞起了慈善，在湖南長沙自掏腰包開了壹家“慈善堂”藥房，以剛剛保本的價格和幾十平方米的店面，同勢力強大的醫院、藥廠甚至曾經的同行唱起了對臺戲。
從1994年到2003年的9年間，趙忠誠壹直在做醫藥代表。他告訴記者，藥品出廠後，要經過全國、省級、各地方醫藥公司的層層代理，才能到達醫院。在這些中間環節中，除了各級代理“該拿走的錢”，醫院裏從院長、藥劑科主任、醫生到財務、藥庫，根據職位大小都要拿相應的“提成”。就這樣，讓藥品的價格壹步步提上去了。壹種出廠價30元的藥，到患者手中已變成了100元；而壹種65元錢的藥，44元都被拿來打點醫院各處。如果錢送少了或者送得不及時，院方的“小鞋”立刻就來了，要“挽回局面”，還得加倍“孝敬”。
“當醫藥代表改善了我的生活，但也很辛苦。”趙忠誠說，1996年以前，他做的藥有五六百種，如果醫院要貨，哪怕就三五十元的藥，幾十裏路也得送過去，“車費都不夠”。到了春節這樣的“大日子”，他至少得花3天時間打點“各路神仙”，有壹次都年三十了，他還在外面跑，連做年夜飯的菜都沒買。除了體力上的辛苦，人情上的辛苦更叫他頭疼。趙忠誠這樣形容：院領導家裏有什麽事用得著，深更半夜都會找妳。他們去吃宵夜、跳舞、唱歌，完事後直接打電話：“妳過來買單就可以了”。“只要他手上有壹點權力，妳就得點頭哈腰、保持關系。連搬運工都不敢得罪。”趙忠誠嘆著氣說。
長時間的醫藥代表生涯沒有磨滅趙忠誠的良心。對於壹些醫院的做法，他越來越無法忍受：長沙壹家腫瘤醫院每年賺3個億，花600萬打廣告，可病人想在那裏退盒藥都不行。9年間，他看到太多的病人為了治病被高藥價“生吞活剝”，錢壹用光馬上被掃地出門。這壹切使趙忠誠的良心備受煎熬，每次有親朋問起，他都會勸對方別去醫院買藥，自己幫他買。終於，當舅舅為治牛皮癬花光了家裏積蓄，最後精神崩潰、服毒自殺後，他再也經受不起這樣的折磨，回家思考了整整兩個月，最終決定用做醫藥代表積累的經驗和得來的錢，開辦壹家慈善藥房，幫患者免受虛高藥價之害。
“慈善堂”藥房於2004年1月正式開業，主要銷售腫瘤藥品，地址也特意選在前面提到的那家腫瘤醫院對面。因為“在所有患者中，腫瘤病人是最不幸的。光藥費這壹項，就能省下很多錢。”記者在趙忠誠提供的藥價單上看到：醫院賣175元的口服液，慈善堂只賣35元；醫院賣的壹種膠囊要369元，慈善堂只賣68元……幾十種藥品，差價少則十幾元，多則200多元。這樣的差價，絕對是記者聞所未聞的。它們是怎麽來的？
趙忠誠告訴記者，其實很簡單，就是把前面所說的種種“中間環節”省掉，讓藥品直接從藥廠到達患者手中。9年醫藥代表積累的經驗這時發揮了作用。藥店進藥或為患者買藥時，趙忠誠會直接找到廠家，說自己想做醫藥代理，保證不賣給藥房，拿到後立刻賣給病人。
“慈善堂”保本的低價使越來越多的患者慕名而來，自然也引來了醫院和同行的不滿。對門醫院經常派人來買藥，拿回去就化驗真偽，希望找到“罪證”；醫院還經常對患者進行反面宣傳，“妖魔化”慈善堂，說那裏的藥有問題；有些醫藥代表直接來翻箱倒櫃，被趙忠誠罵了回去。就在前不久，還有同行以莫須有的罪名威脅他們，強迫擡價。“這樣的事每天都有”，打擊慈善堂的做法壹是查，二是斷貨源。後者趙忠誠通過自己的“戰鬥經驗”來克服；前者他只能兢兢業業，做到質量、認證、管理沒漏洞，不給對方機會，甚至承諾“有假賠壹萬”。趙忠誠說，每年藥監部門都要來“慈善堂”抽查1—2次，他們每次都合格。
兩年多來，慈善堂也在接受患者的考驗。趙忠誠告訴記者，大多數患者都很歡迎他們，但也有少部分不理解，聽信了壹些惡意宣傳，認為他們是騙子。遇到這種情況，趙忠誠就表示可以打電腦單、標明生產批號、有假就賠款。可就算這樣，還是有人不信。“我還能怎麽辦？”趙忠誠語氣中充滿了無奈。不過，就在采訪中，壹位患者來買抗腫瘤藥。這種藥醫院賣440多元，而“慈善堂”只賣200多元。趙忠誠教他如何把醫院裏的高價藥退掉：“就跟他們說要向媒體反映，要舉報。”這位患者表示，他是聽人介紹來的，覺得這裏確實實惠，當初也沒想到醫院的藥這麽貴。“希望這樣的藥店能多些”。“有這些患者的支持就夠了。”趙忠誠告訴記者，現在回頭客很多，讓他有信心把“慈善堂”做大，“為破解看病難、看病貴探索壹條新路子。”
安徽醫生8年舉報回扣路
張曙是安徽醫科大學附屬醫院（以下簡稱“安醫”）的急診內科主任醫師。從1998年起，由於看不慣醫院收受回扣之風愈演愈烈，他走上了壹條艱難但持續不斷的舉報之路，到如今已經整整8年了。在這8年裏，他曾以真實姓名向安徽省衛生廳和監察廳，甚至衛生部舉報，並投書《人民日報》，反映安醫整個醫院都在收受回扣的情況。有人把他稱作現代的“堂吉訶德”，因為他的舉報不但沒妨礙安醫的醫生照樣拿回扣，醫院反而被評為“精神文明標兵”，他卻屢敗屢戰，向整個醫療系統的“黑洞”發出了挑戰。
張曙告訴記者，醫藥回扣悄悄潛入安醫，最早是在1993年。當時醫院明令禁止拿回扣，提倡學習白求恩，發揚奉獻精神。因此，只有極少部分醫生敢收回扣。但到了1996年，收受回扣的情況開始增多。“那時有回扣的藥少，回扣也低，是藥價的5%，壹盒藥的回扣是1塊錢。醫生開藥時不會註意哪種藥有回扣，哪種沒有。無意開了有回扣的藥，都是醫藥代表主動送來，每月壹二十元。”張曙當時並沒覺得有什麽不妥。
但逐漸地，他發現，少數醫生開始積極開有回扣的藥，不該用的藥用了，不該做的檢查做了，有的醫生壹個月可以拿到1000元回扣。對少數亂開藥拿回扣的醫生，許多醫生都很反感，但也有羨慕效仿者。這期間，張曙向醫院和省衛生廳實名舉報了“有意吃回扣”的兩個醫生，這是他第壹次走上舉報路。
1998年，藥品回扣已經漲到了10%，有回扣的藥品種類增多，拿回扣的醫生也越來越多，每月最高可拿到2000元。但同時，亂開藥現象泛濫，有些醫生對病人濫用藥物，常常開些不對癥的藥，不僅浪費醫藥資源，而且可能產生毒、副作用，讓病人雪上加霜。張曙越來越明顯地意識到，醫院正在從壹個承擔救死扶傷責任的事業單位變成了追逐利益的企業。也就是在這壹年，曾在無意中拿了300多元回扣的張曙，正式退出了拿回扣的行列，並再次以實名向安徽省衛生廳和監察廳舉報。舉報信如石沈大海，但他不甘心，接著又向衛生部舉報，並投書《人民日報》。
1999年1月23日，《人民日報》刊發了張曙的來信——《藥品回扣為何屢禁不止》。文中詳細列舉了安醫回扣成風的現象和事例。這篇文章給張曙惹來了大麻煩：醫院召開幾次專題會議，簡直成了對張曙的“聲討會”，指責他“壞了醫院的事”。但同時，這篇文章也引起上級領導關註，隨後，醫院領導班子被換，參選“全國百佳醫院”的努力也付之東流。文章見報之初的壹個多月，醫藥代表不敢登門，醫院就診病人驟減……但很快，由於對這件事的處理沒了下文，壹切又恢復“正常”了。
1999年底，張曙到北京某研究所進修壹年。在看到北京醫生個人素質高、敬業精神強的同時，張曙也驚訝地發現，“這裏很多醫院拿回扣的現象比安醫厲害得多。”對於藥商、器械商的回扣，極少有人說“不”。治療冠心病的壹個心臟支架，當時在國外售價300美元，到北京就賣2萬元人民幣，翻了8倍，醫生為患者放壹個支架可以得到2000元回扣。壹次講座上，壹個醫生說他壹年能放300個支架，結果大家給他算出能收60萬元回扣，換來了壹片感嘆。這些所見所聞讓張曙對自己的行為產生了懷疑：全國都這樣，單單舉報安醫，公平嗎？他也陷入了失望和困惑之中：這些醫生本來都是好人，可為什麽要收回扣呢？在沒想明白前，張曙給自己定下了“二不原則”：對醫藥回扣，壹不收取，二不舉報。
這壹原則沒堅持多久，2002年，安醫被省裏初評上“安徽省精神文明標兵單位”，向社會公示征求意見。張曙被激怒了：“安醫收取回扣的現象不僅沒減少，反而越來越厲害，怎麽配得上精神文明標兵？”按照公示的地址，張曙再次實名舉報。他的舉報材料被批轉到省衛生廳，2002年6月，衛生廳兩位部門負責人找他談話，要他出示證據，張曙當場拿出數張署名“戚德如”大夫所開處方的電腦繳費單。原來，在藥品回扣網絡中，統計醫生處方是個重要環節，醫院計算機中心統計每位醫生的用藥品名、數量，提供給藥商，藥商據此給醫生計算、送達回扣。為了對付張曙這樣“不可靠”的醫生，醫院專門編出了“戚德如”這個名字，把他們的處方計入這個人名下。這樣，不拿回扣的醫生就不會發現自己在“掙”回扣了，而屬於“戚德如”的回扣，誰也不知道最後去向如何。
可就在調查期間，安醫的電腦收費系統突然“壞了”，改成手工收費。第三天，電腦系統又好了，“戚德如”不再出現。醫院最終還是評上了當年的“安徽省精神文明標兵單位”，收取回扣的現象也並沒有終止。看著自己屢次舉報都不了了之，張曙決定：與其讓“回扣”不明不白的去了，還不如用到有用的地方。於是，從2003年4月開始，張曙也“收取”回扣了。不過，每月，他都把自己收的回扣送到安徽省婦聯“春蕾辦公室”，用來資助失學女童。到2006年為止，已累計達到4萬多元。
衛生部要重打藥品回扣
對於張曙長達8年同藥品回扣風作鬥爭的做法，衛生部醫政司原司長、資深醫院管理專家於宗河曾表示非常欽佩，並指出，醫藥領域收取回扣和紅包的現象已經到了“千夫所指”的境地。至於這種現象的形成，他分析，壹方面是長期以來對醫院和醫生監管不到位，人為地縱容了“以藥養醫”局面的形成；另壹方面，與藥品行業規則不健全、競爭激烈，導致全行業的混亂有關。
據記者了解，從今年7月開始，衛生部將在全國衛生系統深入開展自查自糾工作，其主要內容就是治理接受醫藥企業的回扣和提成。趙忠誠和張曙的力量雖然微弱，但我們堅信，會有越來越多的人覺悟，並最終促成政策和體制上的完善，讓醫藥回扣現象徹底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