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T的例子極具典型性。1874年，壹位德國化學家就合成了DDT。直到1939年，瑞士的保羅·穆勒才發現它作為殺蟲劑有奇效。DDT在被廣泛使用的開始階段，被譽為根絕害蟲傳染性疾病的手段和壹夜間殺死農田害蟲的高招。保羅·穆勒甚至因為它而獲得了諾貝爾獎。在二戰時，粉末狀的DDT用於噴灑在成千上萬的士兵、難民和俘虜身上，以消滅虱子。DDT這種用途被廣泛使用看起來並沒有造成直接損害，因此，人們誤以為它是壹種無害的藥品。而實際上，作為壹種有機物，DDT易融於油性溶劑中。粉末狀的DDT不容易被皮膚吸收，並不說明它不具毒性。它可以通過消化道慢慢被吸收，進入生物體中富含脂肪質的器官內。最可怖的是，DDT在體內是不容易被代謝的，它的濃度可逐漸積累，並隨著食物鏈傳遞，濃度不斷增大。例如，如果用噴灑過DDT的苜蓿餵雞，雞體內就會累積DDT，雞蛋中也就含有DDT，人吃了這樣的雞和雞蛋，DDT就會轉移到人體中。DDT產生的影響如此廣泛，以至於在遠離DDT使用地區的南極大陸上的企鵝體內，也檢測出DDT的存在。在動物實驗中，科學家發現，3毫克/千克的DDT就能阻止心肌中的壹種主要酶的活動；5毫克/千克就會引起肝細胞的壞死和瓦解。
再者，殺蟲劑是沒有辨別能力的，它消滅昆蟲的同時，也危害了其他生物。這些化學藥品進入土壤，危害著土壤中的生物；進入水體，危害著水中的生物和飲用水的生物；它們還進入生物圈，伴隨食物鏈逐級傳遞，影響生物的生理過程，甚至可能誘導癌癥的發生和基因的突變。生物世界的生存是壹場妳死我活的鬥爭，就像達爾文的理論壹樣，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在人類與昆蟲的戰爭中，昆蟲以其頑強的耐力和靈活的變通性繼續生存下來。在大力推行化學噴灑藥品的重壓下，昆蟲群體中體質較弱的被消滅了，體質較強的卻壹代代地繁衍下來。這些存活下來的昆蟲及其後代具備了很強的抗藥性。
蕾切爾·卡遜羅列了各種事實論證了濫施殺蟲劑的危害後，指出了另外壹條道路——生物控制之路。但她提出的另壹個觀點或許更令人深思：歸根到底，要靠我們自己做出選擇。如果在經歷了長期的忍受之後，我們終於已堅信我們有“知道的權力”，如果我們由於認識提高而已斷定我們正被要求去從事壹個愚蠢而又嚇人的冒險，那麽有人叫我們用有毒的化學物質填滿我們的世界，我們應該永遠不再聽取這些人的勸告；我們應該環顧四周，去發現有什麽道路可使我們通行。她召喚民眾發起壹場運動，保護我們生活的環境。
長期以來，人類始終以壹種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態度來對待自然界，以為科學技術是解決壹切問題的靈丹妙藥，以為壹切都可用人工方式加以控制。人們在實行某種措施、應用某項科學技術之前，往往沒有認真地探究這些措施和技術究竟會帶來哪些利弊。人類的生產活動，也往往只顧眼前的局部的既得利益，忽視了對未來或對更大範圍環境的不良影響。人們始終將大自然作為壹個對手和控制對象來看待，粗暴地對待它、利用它。人類將自己置於壹個統治者和獨裁者的地位，根據自己的喜好和利益來肆意改變自然，卻忘了人類源於自然，無論何時，人類都只是自然的壹個組成部分。
那時的人類如此地驕傲自大，似乎從沒有懷疑過自己的正確性，人類的經濟活動的運作也基本上是建立在對自然的不尊重和無知之上。
回顧歷史，《寂靜的春天》就像是荒野中的壹聲吶喊，第壹次給人類敲響了警鐘。1962年，當《寂靜的春天》第壹次出版時，公***政策研究和制定中還沒有“環境”這壹說法。盡管幾大著名的汙染事件已經發生，但人們還沒有深刻意識到人類對環境的影響究竟到了什麽程度，大自然又是如何來報復人類的。因此，《寂靜的春天》出版後，不僅在民眾間引起了巨大反響，而且在工業界引起了軒然大波。它那驚世駭俗的關於農藥危害人類的預言，曾受到了與農藥利益攸關的經濟和化學工業部門的猛烈抨擊，但同時也強烈震撼了廣大民眾。
《寂靜的春天》出版後，立即受到了人民大眾的熱烈歡迎和廣泛支持。人們開始關註環境問題，開始考慮經濟活動和政府行動對環境的影響。《寂靜的春天》播下的第壹次環境革命的種子深深植根於民眾之中。當《寂靜的春天》發行超過50萬冊時，美國的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為它制作了壹個長達壹個小時的節目，甚至當兩大出資人停止贊助後，電視網還繼續廣播宣傳。由於民眾給予的壓力日增，政府也被迫介入了這場環境運動。1963年，美國總統肯尼迪任命了壹個特別委員會調查書中的結論。結果證明，卡遜對農藥潛在危害的警告是正確的。國會立即召開聽證會，美國第壹個民間的環境組織應運而生，美國環境保護局也在此背景上成立起來。
《自然保護主義者書架》這樣評論《寂靜的春天》：“在美國，它成為當時正在出現的環境運動的奠基石之壹，並且在由國家公園式的自然保護的視角向關註汙染的視角轉變的過程中，發揮了主要的作用。”《寂靜的春天》造成的社會影響甚至可以與《湯姆叔叔的小屋》造成的社會影響相媲美。由於環境問題的長期性，也許它的作用更具有時間上的永恒性。蕾切爾·卡遜警告了壹個任何人都很難看見的危險，並試圖將環境問題提上國家的議事日程。她的影響力超過了書中所描述的事實，她使人們反思人類對自然的壹貫態度；她暗示環境不僅是工業和政府的責任，也是每個公民的責任和權利。令她欣慰的是，她的希望已經部分地變成了現實。美國副總統阿爾·戈爾在為《寂靜的春天》再版所做的前言裏說：“在精神上，蕾切爾·卡遜出席了本屆政府的每壹次環境會議。我們也許還沒有做到她所期待的壹切，但我們畢竟正在她所指明的方向上前行。”是的，整個世界都在她指明的方向上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