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時期的產業結構與布局
早在五六千年以前，中華民族就開始了農耕和畜牧業生產，黃河流域是我國最早最大的農業生產中心，也是世界古代史上經濟文化最發達的地區之壹。早期漢族活動中心在黃河中、下遊地區，從春秋戰國時期到東漢，農耕生產向西擴展到青海湟水流域、甘肅河西走廊和新疆的少數綠洲，向西南擴展到成都平原，向南擴展到江淮平原和長江中下遊平原。兩漢以後到兩宋時期，在中華民族的內部融合過程中，曾有幾次人口的大批南移，不僅長江中、下遊地區人口和經濟有較快發展，而且，移民也湧入珠江流域，全國的經濟重心隨之由黃河中、下遊地區南移到長江中、下遊地區。明代，從黃河下遊地區向東北南部地區的移民大量增加，遼河流域的農墾因之也有較大發展。
中國古都曾多次變動，從西安到洛陽、開封、杭州、南京、北京，這壹歷史順序既標誌著政治中心的轉移，更標誌經濟重心的轉移，也是古代中國產業布局變化的重要標誌。
在漫長的歷史中，從世界的角度看，中國是壹個封閉性的國家，壹個神秘的大國。盛極壹時的“絲綢之路”，曾是漢、唐通往中亞的重要商道，也是文化傳播的重要通道。唐代以來，特別是明代，我國東南沿海的泉州、福州、溫州、明州(寧波)、廣州、揚州港口城市的出現，曾打開了海上門戶，都起到了與國外交流的作用。但是，封建社會的封閉性限制了它們應起的作用，與東方大國的地位不相適應。指南針、造紙、印刷術、火藥等重大技術發明，對我國統壹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對中華民族文化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但並未引起西歐那樣的產業革命。古代歷史充分證明，凡是比較開放的時期，經濟與文化的發展就比較快。
在封建經濟的長期發展歷程中，漢、滿、蒙古、藏、回、壯、維等50多個民族***同開發了祖國大地。絕大多數少數民族分布在邊疆地區，以牧業為主，兼有漁、獵、耕種等經營；漢族則以種植業為豐，主要分布在東部沿海及內地平原和盆地。各民族的消長和融合，形成了統壹的中華民族，同時也是在經濟上形成統壹整體的過程。在經濟上、文化上以及人口數量上，漢民族是先進的主體民族，是形成東方大國的重要基礎，也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由於各地自然條件的不同，各民族的發展歷史不同，各民族地區的產業類型和經濟發展水平也極不相同，產業布局的地域差異是相當明顯的。漢族地區面積較大，自然條件又比較優越，經濟發展的水平最高。
大運河、都江堰等大型水利工程，煉銅、煉鐵、陶瓷、刺繡、制糖、制茶、造紙等手工業生產，糧食、蠶桑、水果的集中產地等，多出現在漢族地區。華北平原、長江中下遊平原和三角洲、四川盆地、珠江三角洲均為農業和手工業都相當發達的人口密集的地區。但是，盡管地域經濟差異如此鮮明，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仍是全國各地產業的***同特點，商品經濟不發達，自產自銷為主。
進入封建社會末期，約在明代中葉以後，資本主義開始在我國萌芽，農業和手工業的商品生產也有相當發展。手工業方面出現了紡織、制茶、制糖、碾米、陶瓷等生產中心，如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養蠶業、絲織業，長江中下遊和華北平原的植棉業、棉紡織業，粵、閩、臺的甘蔗制糖業，湘、贛、皖、浙的制茶業，景德鎮、宜興、醴陵的陶瓷業等，均馳名國內外，標誌著農業專業化區域的開始形成。但是從全國來看，仍以自給自足的經濟為主，商品經濟並不占主導地位，以商品交換為基礎的勞動地域分工仍處在萌芽階段。閉關自守的政策限制了資本主義因素的發展和產業布局的變革。地區之間聯系主要是“官馬驛道”，交通工具是“南船北馬”。內地雖已建成北京、南京、洛陽、開封、西安、成都、武昌、長沙、杭州等壹批古老城市，但大的經濟中心並未形成，多半是政治、文化中心。沿海港市雖已出現廣州、泉州、福州、明州、溫州等處，但受明末清初“封禁”政策的影響，盛衰起落不定，發展遲緩。
二、半封建半殖民地時期的產業結構與布局
當世界進入到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帝國主義時期，中國要長期孤立於世界之外是不可能的。幾百年的閉關自守政策，使中國落後了。當帝國主義列強瓜分勢力範圍的矛頭都指向中國的時候，國門被沖開，中國逐漸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產業發展和布局進入壹個新的階段。
中國產業在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三座大山的壓迫下，雖然出現了現代工業與交通運輸業，農業商品化也加深了，但發展速度遲緩，對外依賴性極大，產業結構極不協調，再加連年戰爭的破壞，產業發展很不穩定。主要表現為以下四個特點：
（壹）產業發展的遲緩性
中國現代工業的出現是從“洋務運動”開始的。從19世紀60年代起，先後在沿海和少數內地城市出現了壹批機械、煤礦、冶鐵、石油、銅銀鉛礦、繅絲、印刷、織布、造紙、火柴、面粉等“官辦”、“官商”合辦和“商辦”企業。帝國主義也紛紛在沿海及內河港口投資設廠，控制我國的現代工業，受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競爭與消極影響，國內的不統壹和軍閥混戰、抗日戰爭和國內革命戰爭等影響，我國現代工業的發展極為遲緩。l949年，我國主要工業產品中，除原煤產量僅占世界1．98％以外，其余都只占1％以下。
在農業方面，我國雖然出現了棉花、大豆、桑蠶、煙草、茶葉、禽蛋等商品專業化地區，但又受國際資本主義市場競爭的影響，生產極不穩定，農村經濟水平非常低下，糧食產量在歷史最高年(1930年)不過l50O億公斤，1949年更降到1132億公斤，人均僅209斤，每年都需要進口糧食和棉花等農產品。
我國現代化交通運輸的發展也是緩慢的。從1876年在上海修建第壹條鐵路淞滬鐵路，到1949年的73年中，全國只修建了21800千米鐵路，鐵路密度不到O.23千米／百平方千米。內河通航裏程僅7．36萬千米，有壹半以上的縣不通汽車。民航航線僅有1萬千米左右。原始的木船、牛車、馬車、手推車，甚至肩挑背馱仍是中國廣大地區主要運輸方式。
現代工業和港口的出現促進了城市的發展。上海、天津、青島、大連、漢口、沈陽等城市都迅速的發展，成為新的經濟中心。但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僅為10．6％，城市化的水平是非常低的。
（二）產業的對外依賴性
這既表現為帝國主義對我國經濟命脈的控制，也表現為對資本市場的依附。l936年，英、法、德、日、美等帝國主義國家在華投資總額占全國工交投資總額的70％以上。外資壟斷了全國生鐵產量的86％，鋼產量的88％，煤產量的56％，發電量的76％。到l944年，外資幾乎壟斷了所有工業部門。現代交通運輸業，壹開始就在外資的控制之下。1931年，外資控制的鐵路占全國鐵路長度的84.3％，1937年更增至9．7％。農業雖仍以小農經濟為主體，但由於商品化的加深，帝國主義對我國農業進行掠奪性和強制性種植，農業也處於外資控制之下。
世界市場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控制更為明顯。壹方面，帝國主義國家的工業產品和農業產品充斥市場，每年進口的工業品，從洋釘、洋火(火柴)、洋布到機器設備無壹不有，其中糧食嚴重依賴進口，占抗戰前的10年間年均進口總值的1／5；另壹方面，中國又是帝國主義的原料供應地和廉價的勞動力市場，中國經濟受世界資本主義市場束縛，處於依附地位。
（三）產業結構的片面性
這主要表現在工農業之間、農輕重之間以及各部門內部的比例失衡。在工農業總產值中，農業占很大比重，作為國民經濟主導部門的工業十分薄弱。1949年中國工農業總產值，農業占70％，工業僅占30％。在工業總產值中，輕工業占73．6％，重工業占26.4％。農、輕、重三者的比例關系為70：22：8。這種比例關系說明，中國仍是壹個落後的農業國家。
農業、工業的內部結構也極不協調。從農業看，盡管我國有面積廣大的山地、草原和遼闊的江河湖海水面，但在農業的部門結構中，林、牧、漁、副業的比重很小，僅占1／10土地面積的耕地產值，種植業則占農業的極大比重。1949年農業總產值中，種植業占82．5％，牧、林、漁、副業各占12.4%、6％、和4.3％。
從工業的內部結構看，1949年重工業產值僅占工業總產值的26．4％，其中主要是采掘工業原材料初加工業，而為國民經濟各部門提供物質技術裝備的機器制造工業產值則微乎其微。汽車、拖拉機、手表等產品都不能制造，僅能為進口機器的裝配和維修服務。
（四）產業分布的不平衡性
舊中國工業集中分布在沿海地區，而在沿海地區內又集中在幾個外國資本控制的大城市及其周圍地區，這也是舊中國工業布局的特點之壹。
在日本帝國主義控制下，我國東北形成了包括沈陽、鞍山、撫順、本溪、大連等城市的南部工業區，其1943年幾種主要工業產品中，原煤產量占全國總產量的50％，生鐵產量占88％，鋼材產量點93％，機械占95％，電力占78％，水泥占66％。以上海為中心，包括無錫、鎮江、南京、南通、杭州等城市的長江三角洲是全國輕工業最集中的地區，集中了占全國半數以上的紡織、面粉、卷煙、火柴、蛋品加工等工業。在華北，以天津為中心，包括北京、塘沽、唐山、秦皇島的北寧鐵路沿線；以青島為中心，包括博山、濰坊、濟南的膠濟鐵路沿線也都建立了紡織、食品、煤炭、鐵礦等企業，初步形成兩個工業地帶。南部沿海的廣州壹直是重要的商業城市，也是絲織業和手工業工藝品的制造中心。
內地僅有武漢、重慶、太原、昆明等幾處規模不大的工業城市，以冶金、機械和紡織為主。
東部與西部或沿海與內地產業布局的不平衡，以及生產地域類型的分異，有著多方面的成因，包括自然條件、經濟、政治、民族以及歷史等等許多方面。
從舊中國近百多年的產業布局變化來觀察，社會人文的原因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正是因為帝國主義的侵略主要是以沿海地區為橋頭堡和根據地，同時對外依附性極大的中國資產階級也主要以沿海地區為活動中心，開商埠、建工廠、修鐵路、發展商品化農業區，這就形成了沿海與內地產業布局的極端不平衡。
另外，由於歷代統治階級對少數民族實行經濟上掠奪和政治上壓迫的政策，也阻礙了少數民族地區經濟、文化的正常發展，因而更加重了產業布局的不平衡性。改變歷史上遺留下來的產業布局畸形狀態，則是新中國成立後的重大歷史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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